夏斌：对中国经济趋势的深度思考

（3）地方隐性债务

IMF估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61.3万亿，其中40万亿是城投债。发行利率4%-8%，2021年隐性债利息2.2万亿。债务主体2021年全年能融到的新资金仅2.4万亿，差不多只能主要应付利息的支出。地方融资多为土地抵押，近几年土地流拍又严重，土地收入2020年增加1.9万亿元，2021年仅增加2909亿元。

存量还本付息压力很大，发行增量债券又受规范管理约束、且土地拍卖限制，地方政府新增财源枯竭。这一结果不仅影响了有些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进一步牵连了专项债券作用的正常发挥，2000年有60.8%的新增专项债未形成实物投资。导致中央要求适度超前基建投资，地方政府却已有心无力。

可以看出，靠一味卖地——刺激房产——增加收入，扩大投资之路在中国已不能长久。要解决此窘境，必须增大地方融资能力。而要增大地方融资能力，必须恢复地方政府的市场信誉。

为此，必须先释放地方平台风险，能按时还本付息。偿还不了，或减记、冲消其部分资产或负债，让有人去承担过去的投资损失，这样才能重新恢复其融资能力。而此路在何方？解决的进程表又在哪里？

迄今，只看到了财政部布置上海、广东等地开展自行解决隐性债务的试点。但广东，上海财力雄厚，可以预见，两年后试点即使成功，也不具普遍性，不可能在全国特别是落后高债务地区有普遍的推广意义，只是推迟了问题解决的时间。

➣ 3、在化解风险中应注意什么？

面对上述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已暴露或将暴露的巨大风险隐患，如何化解？

（1）决策者对我国目前风险的严重状况。

要根据历史教训、体制特征，有动态的、充分的评估。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没有过时。

在经济增长下行期、结构调整痛苦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底还要消化多长时间，消化多少风险，心中要有大概的底数，要有清醒、正确的判断。要充分估计到，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中长期问题。

（2）要充分认识化风险和稳增长的微妙关系。

在一定时期内，想花大力气，多释放些风险，缩减部分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多牺牲些增长速度，多冲击些就业。尽管风险释放过后，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但在释放过程中对增长而言是痛苦的。但是风险不化解，原债务主体缺乏新的融资能力，同样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或者，仅借新还旧，但是一是怀疑在市场上能否如数借到，二是即使能借到，原债务主体加大筹资成本筹集新的资金，但会影响未来投资回报和增长质量，未来有偿付能力？或者，通过央行加大货币投放，以直接与间接方式救，但资金若仍流不到该救的经济主体，市场会“用脚投票”，结果，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怎么办？总之，

对化解风险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越深刻，工作就能越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