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激荡2020——疫情特别演讲》二

中国的“新基建”

　　在写“中国企业变革史”时，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四十年里赶上了“两趟车”：

　　第一趟，我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产能的承受国。我们由一个制造能力短缺的国家，成为今天的全世界第一大制造国，我们能够生产全世界60%的消费品，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工业革命“末班车”。

　　第二趟，更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互联网的头班车。1946年世界上有了第一台电脑，在电脑被发明50年后，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互联网把电脑连在一起。

　　中国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企业，比如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阿里、携程、360、京东，全部诞生在1998年的二季度到1999年的四季度。那十几个月，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创业者集体登上舞台的时刻，也就是从那时候到今天这20年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是被互联网改变得最彻底的国家。

　　现在，每年大概有三千多万中国国民去旅游，无论你到欧洲还是东南亚，你会发现在那些国家的地铁里看手机，商场里买东西，它的信息传输速度和支付方式都比中国落后。无论那是个多么发达的国家，都比中国落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被互联网改造最彻底。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对中国产业经济发起了6次重大的冲击波。

　　第一，它改变了人和信息的关系。

　　二十年前我们怎样获得新闻呢？通过看报纸、看电视。我们怎样对另外一个人表达感情呢？通过写信，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贴一枚8分钱的邮票寄过去。然后时间好缓慢地走，直到那个爱我的人把信寄还给我们。

　　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不需要买报纸了。打开电脑你就可以看到无数的新闻，我们还会在新闻里迷路。我们如果喜欢一个人，可以给他写E-mail，或者用QQ，用一些即时通信系统，在一秒之内就告诉他“我想你了”“我想见到你”“我有什么事跟你商量”。所以互联网的第一个冲击波，是改变了人和信息的关系。

　　第二，互联网改变了人和服务的关系。

　　2002年有了淘宝，2003年有了支付宝，电子商务降临到这个国家，改变人和商品的关系。到了2008、2009年出现了一个词叫“O2O”，Online To Offline，我们如何订机票、如何订酒店、如何叫一份外**，这些服务行业被彻底重构，线上和线下所有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的重构。

　　第三，互联网改变人和金钱，人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大概是在2013年出现了一个词，叫“互联网金融”，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互联网金融的新闻事件。

　　第四，互联网改变了人和空间的关系。2016年底，有人提出了“新零**”，希望所有的人通过线下和线上之间的购物服务，能够形成闭环的系统。

　　第五，互联网又试图改变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过去二十年，当信息、购物、服务、金融、空间被一一改造以后，各位想想中国还有什么元素没有被改造过的？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有一个基础设施，叫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这个世界上的水、空气、氧气非常便宜，无所不在，在地球生活的每一天，你都不能离开它们，它们是人生存的基础设施。

　　在互联网之前，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是交通、电力、金融、能源、教育、卫生、通信设施，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少了这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法儿好好过日子，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和基础设施。

　　在今天，你会发现中国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交通、电力、金融、能源、教育、卫生、通信设施，还有什么，是我们离不开的？我们早上睁开眼和晚上睡觉时，都永远无法离开的东西——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媒体资讯，我想缺少这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寸步难行，无法过上毫无阻碍的正常生活。

　　这意味着，过去二十年，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由物理性层面叠加出了一个信息化层面的基础设施。

　　在今天中国的所有支柱性体系里，物理化系统里的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被国有企业控制，由央企和地方支柱性企业管控大部分的物理性基础设施。而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就是由1998—1999年诞生的互联网公司，这批民营企业造就的。今天中国的产业经济、所有制结构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再造了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2015年，第一届大数据博览会在贵州贵阳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大数据博览会。中国很多大数据公司的服务器都装在贵阳的一些山洞里面，使之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城”。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2015年这次会议上进行演讲，他讲了一句话：

　　未来最大的能源不是石油而是大数据。

　　各位知道石油是工业革命的基础，所有机床和油轮的转动都不能没有石油。我们国家有一座城市——大庆。“大庆”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因为1959年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油田，周恩来总理满含热泪地说：“中国今天终于脱掉了贫油国家的这顶帽子，我们的国民经济终于具备了独立运转的能力。”所以给那个地方取名“大庆”。

　　但是在2015年，马云说“未来最大的能源不是石油，而是大数据”。在当时，这句话对绝大多数的国民、企业家、从业者和媒体人而言，还是很陌生的，大家都在想，是不是马云老师又在危言耸听了。但是在今天，2020年的4月份，我们发现这句话可能是对的，“未来最大的能源不再是石油，而是大数据”。

　　我们确实看到，这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除了政府、全民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无私支持，企业的忍痛协作以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能力是过去二十年来，这个被互联网改变得最为彻底的国家，它所形成的智能化信息能力在拯救这个国家。

　　疫情下的城市治理

　　我们一个一个层面来分析，什么叫智能拯救中国。

　　我们先来看看疫情下的城市治理。“1·23”是什么事情？武汉封城。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是从城市开始的。那么，哪些城市在过去的七八十天里，对疫情管制能力最强？

　　我的家乡在杭州，它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座有“城市大脑”的城市。我们看1—2月份的数据，除了湖北以外，全国确诊人数最多的省份就是浙江省。因为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很发达，有很多湖北人在浙江打工，也有很多浙商在湖北和中部一带经商，人口大量流动造成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省的确诊和疑似患者排全国第二位。

　　但是你也会发现，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浙江省没有出现疫情暴发和蔓延的景象，而且死亡率非常低，甚至其省会城市杭州，在2月19日宣布西湖景区开放——这时候距离“1·23”只过去了不到一个月，杭州西湖是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第一批恢复开放的大型景区之一。

　　有一次我和某位市领导交流，我说咱们胆子忒大了，全中国都静悄悄的，我们把西湖景区开放，那天西湖边有约五千多名游客，你不怕其中出现哪怕就一个疑似或确诊的患者吗？

　　他告诉我，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做这件事是冒险了，但是我们是有“城市大脑”的城市，我们对此做好了充分应对措施。

　　作为全国感染人数排名第二的省份的省会城市，为什么杭州市敢第一个开放西湖景区？因为过去几年，这座城市干了一件事，希望用智能化、数据化的方式来管理这座城市。

　　两年前，我在浙江卫视参加知识跨年演讲，与我同台的是阿里云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原来叫“王博士”，现在叫“王院士”。

　　我记得王坚在那次节目中讲的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南极到北极，而是从红绿灯到交通摄像头。”他说，这两个东西通常在同一根杆子上，但是过去几十年，它俩从未被联系起来。马路交通是否堵塞，红绿灯管红绿灯的事儿，交通摄像头管交通摄像头的事，它们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去到国外，看到他们有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过十字路口，就摁一下电线杆的按钮，你按完按钮，红绿灯就可以转换。那个红绿灯靠什么控制？靠人脑控制，靠人类的手控制。

　　而过去的几年，杭州市就在干一件事，把红绿灯和交通摄像头连起来。杭州市“城市大脑”的第一步，就是管制了杭州市的十几个最拥堵的交通路口，把它们的红绿灯和交通摄像头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此时此刻这条马路有没有车经过。这十几个十字路口控制完以后，又是一千多个十字路口，再接着变成了两千多个十字路口。

　　朋友们，在两年前，杭州是全中国交通堵塞率排名第3的城市，但是今天，杭州是全中国交通堵塞率排第57名的城市。我们是怎么从第3名掉到了第57名呢？是杭州市多了很多的红绿灯，还是杭州市多了很多的交通警察？都没有，我们就是把红绿灯和交通摄像头连起来了，形成了一张以交通为要素的“交通大脑”。这仅仅是“城市大脑”中的一个脑袋，就是“交通大脑”。

　　以此类推，除了交通，“城市大脑”要把很多的社会系统、政务系统、语音信息、视频信息和城市动态感知的信息联系起来，形成城市运营的基础性设施，然后把这些基础系统连接到两个平台：一个是政企在线服务平台，即政府和企业之间、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关系平台；另一个是社会治理的平台，即政府和这个城市几百万市民的交互关系。

　　当信息输入，经过各方处理，就可以分成便民服务、重点区域服务、社会治理指数、未来社区、平安校园等服务，以及协同工作指导督查、跨部门协同办公、业务协同支撑、智能辅助、企业服务，最终形成了这两个平台。

　　当数据输入这两个平台后，进行联动协同，就形成了我们的“城市大脑”模型。

　　杭州市从2016年开始建立“城市大脑”，到现在过去了四年。为什么杭州市敢于在2月19日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开放景区呢？为什么浙江省能够在感染病例数据全国排名第二的背景下有效控制疫情呢？除了行政效率，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掌握了新的工具和能力——“城市大脑”。

　　在2月11日，杭州市推出了“杭州健康码”。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面都有，在外面行走出入，都会被要求出示杭州绿码，检测体温。杭州绿码是什么呢？本质上是把卫生系统整合，进行全民覆盖、动态管理。

　　当杭州小区实施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时，我们还是要到超市买东西，一户家庭每两天可以让一个人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如何确保他是安全的呢？就是依靠健康码，它以最便捷的方式对我们的健康进行认定，这是全球第一个绿码模型。

　　如果杭州没有从2016年开始进行“城市大脑”建设，等到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市委书记拍脑袋说，明天我们搞一个杭州绿码，能行吗？肯定不行。健康码是在正在成长中的“城市大脑”的基础设施上建设的。

　　2月11日杭州健康码出现后，全国各地都推出了健康码，名字也都不一样，有的是健康码，有的叫申保通，但是它的模型就是杭州绿码。

　　全世界正在抗疫的国家和城市，如果有一点“城市大脑”的基础设施，我非常建议他们学习杭州健康码的经验。因为这是在应急环境下，改变城市运转的基础工具和城市运营的一种方式。

　　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杭州市在进行这样的城市治理。我们看到河南郑州，在10天时间里建成了7个防疫系统，从小区，到医院，到政策辅导，到定点人员的排查，到整个医疗系统、物流系统，这7个防疫系统的动态管理在10天内建成，也是得益于郑州过去几年具备了“城市大脑”的基础建设。

　　这些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是今天的城市治理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件事正在被重新定义。

　　如果一座城市高楼林立，有很多绿地，风景优美，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城市呢？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老天爷说了算，它只要下一场雨就知道了。有的城市下过雨后仍然高楼林立，绿地茵茵，人们的生活正常进行，但有的城市在经过一场雨后，完了，发生水灾了，汽车被淹在水里，冲锋艇就上街了。

　　中国很多超大城市都曾经发生过诸如此类的悲剧。所以法国大作家雨果说，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而今天，我们要说一座城市的“城市大脑”，一座城市的云能力，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应急能力。

　　过去三个月，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那些具备了“城市大脑”能力，具备了云管理能力的城市，是疫情防控效率最高的城市。

　　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架构城市的智能化是如此重要——这次疫情给中国所有的市长们好好地上了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