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激荡2020——疫情特别演讲》一

因为疫情，我们正在“孪生”一个云上的中国。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1978年后的中国企业变革史的书，写完后满天满地找书名，因为我想找一个词，它可以形容这个时代所有的冲突——它的跌宕性和它的戏剧性，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这个词。

　　直到有一天，好像是天上掉下来一个词——“激荡”。我觉得这个词大概能形容过去40年的特点，就好像我家乡杭州的钱塘江一样，浩浩荡荡奔流不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我们每个人，就像大江大河中的小小扁舟，身不由己地接受时代给予我们的所有激荡，同时，也在这样的身不由己中，完成自己的更新和塑造。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后来我便为这本讲述企业变革史的书起了一个书名，叫《激荡三十年》。

　　而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年，也是充满着这种戏剧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激荡感。

　　对未知保持敬畏心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话说：“所有的意外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想想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年，它带给我们每个人，带给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是带给我们这个地球的，恐怕是这些年来最大的意外感。

　　如果你打开自己在去年12月份或者是今年1月初所做的2020年计划，你会发现所有计划都已经面目全非。而造成这个巨大意外的，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名字叫“新冠肺炎”。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在他的著作《**炮、病菌与钢铁》中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主要的敌人不是老虎、狮子，也不是洪水、地震，而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是那些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流行病菌。不仅仅是近代史，人类历史的某些阶段，恐怕都曾经被这些“无形”的敌人所击倒。

　　欧洲中世纪时曾暴发黑死病，短短6年（1347—1353）造成2500万人死亡。历史文化名城威尼斯当年有10万人口，黑死病期间，将近一半人丧生。所以，这些看不见的病菌是人类很长时间内需要面对的无形的敌人。

　　到了近代，随着技术的变革，有一些思想家认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6年，以色列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有一段非常自信的表述：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考验：第一个是饥饿，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是瘟疫。但是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出消失的趋势。

　　我在2016年读到尤瓦尔·赫拉利这本书时，非常激动，联想起戴蒙德的话，想起人类近代史上种种病毒带给我们的伤害，我多么希望赫拉利讲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他还说当战争、饥饿和瘟疫不再是致命性问题时，人类面临的就是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等等。

　　我们很希望尤瓦尔·赫拉利的这段话代表着对从未来的某种预言，但是回想过去的十多年，从2003年的非典，到十年前的H1N1流感，到今天在非洲还未被消灭的埃博拉，再到此时此刻全球正在遭遇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位以色列的思想家太自信了。

　　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两千多年来不断骚扰我们、攻击我们，试图毁灭我们，直至今天还未放弃努力。我们仍然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找到解决它们的方法和武器，所以，当我们对技术、知识和人类本身充满自信的同时，我们也依然要对自然和未知领域保持极大的敬畏心。

　　中国抗疫成功的5条经验

　　1月23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封城，我想很多年后“1·23”会成为一种国民记忆，这是2020年所有突变开始的时间点。

　　这张图是“1·23”以后，中国确诊新冠肺炎人数的增长曲线图。下面的是死亡人数，截至4月11日，全中国确诊的人数是83386人，累计死亡3349人，这是过去20年，我国遭遇的来自病毒的最大一次袭击。中国政府以一种非常决绝的办法——封城，来阻击这个敌人。

　　我有一个老师是1930年出生的，今年90岁了，住在上海。1月份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在我的认知范围内，1978年后中国从未发生过封城这样的事，国民经济体系停摆，街道上的咖啡馆、电影院、商场、工厂全部停业停产，整个的城市、整个的社会静悄悄地等待那个魔鬼离开。我请教他：您活了90岁，在这90年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老先生想了一想告诉我：“我记得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进上海，当时国民政府通过大喇叭和电台告诉上海市民，要打仗了，大家不要离开自己家里。但是从窗口向下望，满街都是要逃出这个城市的人。”

　　也就是说，这九十年来，即便在战争的状态下，也没有出现过整个城市静悄悄，所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停摆的情况。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应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

　　大家看这个曲线，从2月中旬慢慢趋缓。今天我在台上演讲，台下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是戴着口罩的。但是，现在的杭州、上海、北京、深圳，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交通已经恢复，商场开始营业，中国70%的工厂企业进入开工的状态。4月1日，工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3月2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到了98.6%。

　　当整个中国的疫情增长曲线慢慢趋缓时，我们看看世界发生的情况。

　　中国以外第一例新冠肺炎被发现，是1月8日，发生在泰国。但是当“1·23”武汉封城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把新冠肺炎仅仅看成是一个中国事件。

　　我记得我在1月中下旬去日本，下飞机后有两个记者拿着话筒问我，你们中国发生疫情，你感觉怎么样？但是当我们走出机场，走在日本的马路上，“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就只是报纸上和网络上的事情，离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很远。

　　之后慢慢地，韩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了3月16日，海外确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了中国。

　　我们今天在这里演讲时，中国可能已经是全球最安全的一个避风港。如果你今天在全世界发放10000张来中国的机票和船票，我估计这10000张机票和船票的价格会被炒得非常非常昂贵。

　　因为在过去七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通过种种努力，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国境之内，我们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但是看全世界的数据，还在不断上涨。

　　最近很多国际性的展会纷纷宣布取消，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米兰时装周取消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取消了。在2020年未来几个月内，疫情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还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从“1·23”之后到今天，仅仅七八十天的时间里，中国能够把这一疫情控制住？上海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因为他非常敢讲真话，现在他是一位“网红”医生。

　　他前两天说了一句话：“中国疫情控制的速度，在医学史上不曾发生过。”可见从一个专业流行病专家的眼光来看，在这么短时间能将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疫情控制住，在医学史上都堪称奇迹。

　　中国是怎样做到对疫情强有力的控制呢？我想这其中一定是有一些中国经验的，我归纳了五条。

　　第一条中国经验，政府的高效管制。“1·23”武汉封城后，中国很多大型城市都下发了封城、停产等管制性政策，从中央、省市，到一个街道、行政村、自然村，在过去3个月内，我们所有行政系统都极大地发动起来。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执政效率和执政穿透力的极大考验，我们中央到县市到乡村的管理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验证。

　　第二条中国经验，全民的主动配合。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们所有的人都关在家里，不能随意离开，出门必须要戴口罩，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需要按规定进行7天或14天的隔离。

　　我想这些管制行为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不舒服、不愉快的，但是这个国家99.9%以上的人都在尽力配合这一次政府的管制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看不见的敌人面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取向都是一样的，政府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配合。

　　第三条中国经验，也是我们必须要感激的，是中国整个医疗系统的无畏支持。“1·23”武汉封城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有4万多名医护人员赶往湖北抗击疫情。

　　“1·23”是除夕前夜，除夕夜那一天，全中国有5支医护队从广州、杭州、哈尔滨、上海、深圳出发，其中，有近300人在除夕夜当天赶到武汉。四天后，已有6000多名医护人员在湖北展开救援工作。如果没有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疫情的控制也不会那么高效。

　　我从日本回到杭州那天，刚出海关就看见出口边的凳子上有两个小姑娘，看上去非常年轻，头靠着头地睡在那里。工作人员和我讲，这两个姑娘是浙江卫校刚刚读大学的孩子，她们是00后，年龄比我女儿还小，作为志愿者来到杭州机场，协助进行疫情管制。

　　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在想，如果她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凌晨两点在非常空旷寒冷的机场凳子上头靠着头地睡着，他们一定会非常疼惜的，是吧？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非常疼惜。

　　不过，你再想想，可能这两个00后的姑娘就是在那张凳子上完成了她们的成人礼，是一场意外、一场灾难，让她们在一夜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心，成为一个能够对社会有付出的人，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第四条中国经验，广大企业在这场疫情中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从有关数据来看，从1月底到4月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倒闭的规模以上企业大概在30万家左右。仅仅是服务行业，从1月底到2月底，中国餐饮业的损失就高达5000亿**左右，而中国大旅游行业的损失在1万亿左右。

　　所以这一次，我们付出了几万亿**的代价和几十万家企业倒闭的代价，协助国家完成对疫情的控制。在这次疫情中，中国每家企业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五条中国经验，是信息能力的呈现。

　　如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例如非典时期，政府高效管制是否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全民主动配合会不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医护无畏支援会不会发生？还是会发生；企业忍痛协作会不会发生？还是会发生——这四条经验，是中国国情所具有的传统和能力的激发。

　　但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第五项能力，或者说第五项中国经验，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时候的我们谈不上所谓的信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