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国人的信仰哲学

quant001 交易极客和量化论坛 2021-5-27 21:56 685012人围观

一、“为天地立心”：心学的旨归

　　中国人一向讲究要活出一种境界来。何为精神境界？从哲学上讲，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不仅要在人伦道德关系及实践活动中反思自我实现的方式，而且还要把自我本身当作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加以反思，以寻求精神出路或灵魂的安顿之所。这个问题即通常所说的精神超越或精神境界问题。精神超越或精神境界，说到底，不过是主体对宇宙人生真谛的体悟以及觉解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状态。但这一过程不是逻辑的、知识的，而主要是情感上的体验和经验上的印证；这一过程的结果也不是侧重于获得关于对象的具体知识，而是觉解宇宙人生真谛后的一种心理性的精神感受。主体对天道的体验过程，同时也就是体验人道的过程；主体对宇宙本质的认识过程，同时也就是证悟人的自我本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主体不断地超越自我而接近、趋向及至与宇宙本体合一的过程。从结果上说，主体对宇宙人生真谛有了完全的觉解，在思想上就会发生飞跃，产生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解放感，获得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和快乐。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在此境界中，天道与人道、感性与理性、此岸与彼岸、思想与现实获得了统一，主体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要确立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这就发生一个问题，其根据何在？任何一种主张，如果缺乏足够的形而上的理论作为根据，它就必然失去令人信服的精神力量。中国先哲寻索的结果，是把这一根据归之为天道。这一以人观天、以天证人的思维模式，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表述，可以称为“为天地立心”和“人为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心作为天地之心，以人道的意义规范并作为天道的意义。“人为天地之心”，说明人为宇宙的心，天地的灵魂，也同时说明天道的意义就是人道的意义。

　　张岱年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时，认为中国哲学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①。这一“了悟”的对象当然是形而上的“道”，只有经验“了悟”才能达到对道的把握。只有对形上之道的觉悟才可以说是形而上之学，也才可以达到形而上的境界，这正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易传·系辞上》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不仅仅是某种观念或原理，而且是一种本体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对象世界本体，而且是内在于人性的本体；不仅仅是一种理性存在，而且也是一种不离感性或现象的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习惯于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或立场，理解和规范天的存在，或说以人道理解和规范天道，反过来又以天道来解释证明人道，以天的存在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据。这里，天与人、天道与人道不是二元的。天道始终统一于人道，服务于人道，目的是确证人道。其思维倾向不是指向天道，而是指向人道本身。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或人道始终是逻辑和问题的出发点，又始终是逻辑和问题的终点和归宿。天道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与意义。这种理论思维的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是一种内向性的自反思维，而且决定了它是一种以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价值思维，必然是立足于现实追求精神超越，以及主张内在的自我超越，而不是脱离现实到彼岸天国去追求外在精神超越。

　　进一步讲，中国传统哲学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天道，而是从价值论、主体论的角度理解天道。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采取以人观天的思维方式，把天道看作内在于人的存在。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否认天道的实在性，但强调天道与人道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观察天道，又立足于人的自身需要和人的自身属性来规定天道，赋予天道以人道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哲学这一观点，不是在人道之外另有一个天道，天道只不过是人道的体现，离开人道，即无天道；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离开了人道，天道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完全被人化了，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可见，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提出了天道问题，但其真正的、根本的目的不是在于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而是以天道的必然性来证明人道的必然性，以天道的合理性来确定人道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哲学视天道为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个东西，因此，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无需求助于上帝对灵魂的拯救，也无需到彼岸的茫茫天国去寻找幸福乐土。“上帝”就是主体自我，天国就在主体自我的心中。中国先哲所常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和“佛在心中”，就涵盖了这层意思。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属于这一思维类型。

　　先说儒家。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以精神境界作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超越的思维特点。《论语·学而》中记载，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这里的“省”可理解为省察，当然省察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悟性的，就是要在“三省”中觉悟到自己的为人处世。曾子这一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即发展成为“尽心、知性、知天”，以及“思诚”。孟子所讲的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在内容上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性如朗月，心若澄水。性是天赋予人心者，它与天是一个东西，本质上是纯善的。所谓“尽心”就是一种悟性的直觉思维，无须概念，不涉言路，觉悟本心。由“尽心”而“知，性”，“知性”就是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了解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天”乃是一种境界，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南宋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体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②“此理塞宇宙”③“此道之明，如太阳当空，群阴毕伏”④。进而言之，对天道的觉解也就是对人之本性的觉解，属于超越感性自我而达到理性自我或道德自我的精神升华过程。后期儒家基本上持同样的看法：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形而上的理性存在和本体存在。

　　再说道家。老子提出“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的哲学命题。“无极”之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同时也是人的本性或人的形而上的存在。因此，万物“复归于无极”的过程，即是主体向宇宙本体的靠拢过程，即主体复归于自我本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自我进入一种本体境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庄子把“道”解释为“无为无形”的存在。“无为无形”指事物未经开化的混沌未分的状态，它是事物的“真性”，即事物的本性、本质。庄子与老子一样，以自然为尚，因此，他也主张把事物的自然之性同时视为人的“真性”。他说：古之真人，以天得人，不以人入于天。”(《庄子·徐无鬼》)这是说，应该从“天”，即自然方面看待人性，而不能相反。在这一观念支配下，庄子反对“以心捐道，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把天与人对立起来，而主张超越物我、天人的对立。其间界限的消失，便是“真人”“至人”“神人”独有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乃是心理上或主观精神上的混沌，无差别状态。这是自我与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但不是向外追求，而必须复归天人的“真性”轨道上来。

　　佛家也不例外。佛教哲学很重视“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心”的外现，所谓“一切唯心所现”。佛教哲学又很重视“实相”“真如”，把“实相”“真如”看作宇宙形而上的本体。按照佛学的看法“实相”“真如”并不是外于“心”的存在”即是“实相”“真如”，心体就是形而上的宇宙之心。佛学都主张解除“法缚”“我缚”，使自我获得超越和解脱。但这种超越和解脱，仍然是内在的超越和解脱，而不是来生来世，也不是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因为心体即是佛性，即是宇宙本体，它就在众生心里，不在众生之外。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禅宗的这一思维倾向就特别典型。禅宗很重视“本心”，认为本心既是自我之心、众生之心，同时也是宇宙本体。他们直接把佛性本体称之为“自性”“自心”。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坛经·疑问品》)把自识本心和自识自性看成是证成佛境的根本方法。这种观念，内在超越的倾向特别鲜明。

　　可见，儒、道、释三家无不主张通过内在精神超越的方式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归宿。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异于西方哲学而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模式。

二、“圆而神”的人生智慧：心学的宗教精神

　　从根本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追求人生“内在超越”的生命文化。在中国文化看来“心”蕴涵了所有的生命潜能和宇宙奥秘“内求于心”“反求诸己”式的修行，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即通过个体的内在修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彻底转换，在古人那里称为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或明心见性。无论是从目的、内容还是方法上看，中国文化都可以说是一种心学或“心文化”。下面以儒家心性学为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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