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彭文生：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

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cap and trade）。两者有各自的优劣势。碳税的优势是透明、价格可预期，有利于经济主体的长期规划，但缺点是与减排目标的关系不直接、不稳定，也就是减排量的可预期性差。碳税可以使用现有的征收机制，征收成本较低，但引进新税种有社会接受度的问题。

碳交易涉及碳排放量许可设定和建立新的交易机制，量的可预期性比碳税情形高，但价格的可预期性低。碳的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等。在经济衰退时，碳排放需求下降，碳价格下降，经济繁荣时，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升。碳交易的问题是，因为供给缺少弹性，需求端的所有冲击的影响都落在价格上，价格波动容易过大，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产生大的冲击。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高，根本的问题还是如前所述，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碳价格如何确定呢？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较。使得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成本相等的碳价，被称为转换价格或者平价，国际能源机构（IEA）就是使用转换价格而不是传统的碳价概念来描述碳中和的路径。Bill Gates在最近出版的《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书中提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的指标，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

三、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

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

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本报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中金研究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通过估算不同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我们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从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一个系统性研究。

我们的行业研究团队估算了8个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水泥、玻璃等）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 3%-17%的绿色溢价。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欠缺，而这8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

我们用8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作为权重，估算当前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在35%左右，其平价（即绿色溢价为零）隐含的碳价在377元人民币/吨碳。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碳）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的8大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

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些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给发展带来新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溢价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清洁能源价格下跌，绿色溢价下降，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需求减少，其价格下降，反过来会提升绿色溢价。由此清洁能源价格从现在的水平下降到化石能源价格当前水平之下，并不一定符合碳中和的要求，我们需要动态地看绿色溢价的变化及其含义。最终来讲，公共政策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为化石能源价格、从而碳价格设立一个下限。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四、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Nordhaus和 Romer 两位教授分享，前者因其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的贡献，后者因其对技术进步研究的贡献。诺贝尔奖同一年颁给这两个领域似乎有偶然性，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确是关键，而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研发投入和失败的风险由个体承担，成果可能使整个社会受益，导致私人部门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福利要求的水平。

碳排放和技术进步都有外部性，前者是负外部性，后者是正外部性，都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和扶持。中国的绿色溢价在过去几年显著下降，最大的贡献来自电力行业。但有些行业的绿色溢价仍在高位，而且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显著降低其使用成本，需要重大的创新和技术突破。比如制造业的非电力排放部分包括水泥、化工，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通过高成本碳捕捉来减排。

电力行业从发电环节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值。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属性，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项目的可行性增加，这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中国在早期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扶持，促进了其起步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相辅相成，商业可行性不再需要政策补贴，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例子。

创新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还有社会治理方面。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绿色溢价和碳减排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碳价在促进能源转换的门槛值可能比较高，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大，而技术进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行政性干预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有助于在需求端促进节能减排，包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食品浪费可以把部分土地腾出来做修复、增加碳汇，或者生产生物能源。

在一些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需要一个学习过程、规模效应需要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规则和监管比货币化价格引导能更有效发挥作用。比如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改进城市规划，改善土地管理，建设新基础设施包括充电桩和更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等。数字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大数据应用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比如提升风电和光伏发电可预期性，提高需求侧管理效率以促进电力供需更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