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隐喻 ——对哲学话语的思考

罗蒂上述对再现论的认识论的挑战，早在尼采那里就已经生根发芽了。尼采对语言本源的隐喻性的揭示，不仅在于揭示词语和概念的隐喻起源，而且力图揭示意志如何介入到语言和话语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是要揭示康德的先验范畴和反思判断力背后的支配性意志，在他看来，诸如时间、空间、因果、目的等先验范畴只是强力意志支配事物的方式，自然中的因果、目的等都只是意志对自然的拟人化或象征化。“显现是意志的一种持续的象征化。”哲学因此也是一种修辞写作—— 一种由意志支配的话语构成。因此，在我看来，尼采实际上是把康德的反思判断力意志化了，并由此开辟出了哲学话语中与逻辑证明并行的价值建构和介入的维度：哲学写作是一种意志让人获得控制世界的观看方式，是根据意志而非逻辑对世界的喻说。

尼采对意志介入哲学修辞的谱系学分析，在福柯那里被转变成了话语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修辞术和意志化的反思判断力涵括进知识的成形表述之中而形成的理论。在福柯看来，并没有意义呈现的自足独立的纯粹逻辑单独支持一种话语的出现，话语只有在复杂的网络中才能成形说出。知识话语的成形中既存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可陈述的和不可陈述的复杂关系，也存在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的权力概念，泛指一切支配话语或陈述形成的力量，它不仅起着压抑作用，也起着创造的功能。福柯通过话语形成中的“排斥程序”、学术制度和知识型的更替等，具体而微地分析了非逻辑维度的力量是如何介入到知识话语包括哲学话语的意义生成空间的。这样，福柯的话语理论，就为知识话语中的复义和隐喻的存在展示出了巨大的空间。

上述讨论显示，哲学话语并非仅仅围绕着所谓纯粹的指称关系的逻辑来进行，而是投入到了复杂的使话语陈述成为可能及意义产生的复杂转换中。哲学话语从来就不是对那已经显现的事情的无差别的镜映，而是把人类对其发展的可能性道路的探询和自由实践，带入到了对事情的是其所是的把握中的活动。在此一活动的生成中，恰恰有赖于语言的隐喻本性。因此，语言的隐喻本性为哲学话语的意义生成奠定了既深且广的河床，哲学话语就是在这一河床滚滚流动的。在此一过程中，哲学话语一方面有赖于既定的转换所达成的约定，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打破既定的约定，并通过新的转换达成新的约定。正是后者构成了哲学语言中最新颖的隐喻的铸造。在这个意义上，“无疑，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词汇障碍’常常具有隐喻的形式。无疑，隐喻的统治权扩展到了语言的边界之外，在‘表现’这个词的狭义上，‘隐喻诱惑我们的理性’。但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最重要的是指责‘直接隐喻’。另一方面，非直接的或者被建构的隐喻，当它被从坏隐喻中夺取而来并显明一个知识片段，它就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应该把为哲学话语生成奠定基础的认识论，从以逻辑为核心的限度中扩展为一种包含可能性道路探询和自由实践维度的意义生成的人文认识论，也即要把康德的规定的判断力与反思的判断力结合起来。在此中，隐喻思维都居于哲学话语意义生成所需要的转换的枢纽位置。

但哲学话语毕竟不同于诗性话语，那么隐喻到底以何种具体方式参与到哲学话语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呢?我们以英美语言哲学脉络中的隐喻研究提供的阐释来思考。

首先是参与到哲学话语意义建构中的是“根隐喻”(root metaphor)。这种“根隐喻”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由“Nous”提供的证明的无须证明的起点。所谓“根隐喻”，根据斯蒂芬·派普尔的定义，就是“一个对世界进行概括的假设基于一组相对狭小的事实之中的首要事例被架构起来，然后在指涉中扩展开来涵盖所有事实”。换言之，“根隐喻”就是根据某种个别事例建立一种概括模式，把它当作具有普遍阐释力的模式运用到超越其范围之外的更广阔事实上，或者是把一个首要事例确立为具有普遍阐释效力的范例，并用它来解释其他未经批判的事物。“在这种解释的过程中，根隐喻自身可能要经历批判性分析和改进，这反过来又增进了其阐释范围和解释力。当它假设了不受限制的范围或世界范围的领域，那么它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其原理性的描述概念的诸名目，就是一组形而上学范畴。”按照派普尔的界定，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属于这种“根隐喻”，因为“四因”就是从人为制作过程的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种成因而建立起来的范例，并以此来解释所有的事物之成因。以此推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属于这种“根隐喻”。

其实“根隐喻”并非仅存在于形而上知识建构的运作机制中，也存在于认知运作机制。根据派普尔的“根隐喻”理论，保罗·萨加德和克里格·比姆分析了三种认识论的“根隐喻”，即“基础隐喻”、“一致性隐喻”和“网络隐喻”。这三种来自建筑、有机体组织和生物现象所形成的“根隐喻”，不仅形塑了认识论的基本面貌，也被广泛沿用到哲学的其他领域，形塑了这些领域的基本构成状况。“根隐喻”具有建构哲学形而上话语和哲学知识之根基的作用和功能，以之为根基，会形成一系列哲学阐释和论辩。这在中国哲学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隐喻”。

其次，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哲学中的大量概念的起源最初都是隐喻。在持续使用之后，这些源初的活隐喻的意义就被凝固，而蜕变为死隐喻或概念，这时这些在某个领域形成的概念化的隐喻就会被使用到其他领域并形成知识推断。莱考夫、约翰逊和特纳等认为，在常规的言语活动中，数量惊人和变化多端的隐喻在证明一般性论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常规的言语活动中，概念隐喻是形成一般性论断的核心。所谓概念隐喻，就是“用一个概念领域的推论模式到另一个概念领域进行推理”而形成的模型。这种跨领域推论就是一种归纳。通过这种归纳，一个新的领域得到概念化。这种跨领域的系统反应就是隐喻性图绘(metaphorical mapping)。在我们的日常言语中，有大量的以隐喻方式存在的概念，它们是以一个意象或形象来蕴含抽象的、复杂的甚至是不可见的观念或概念的。这些概念隐喻虽然是隐喻，但在一种语言中却形成了确定的或惯例的概念含义。在这种概念隐喻中，并不是在事物之间依靠相似性进行转换，而是不同领域之间的转换，即从源初域迁转入目标域。同时，这些概念隐喻就像一种母体，在其上或以其为根基可以衍生或扩展出许多具体隐喻。这就形成了一种概念隐喻的体系。例如，“论辩就是战争”，“时间就是金钱”，“爱是一次旅行”等，它们都是以隐喻的方式凝缩为一种概念，并形成着人们关于此一事物的基本概念、思想和行为。当我们说“论辩就是战争”时，我们以战争的方式来谈论论争，因为我们是以此方式来构想它的。在汉语语境中，用战争隐喻地谈论论争也是普遍的，如用“舌战”“唇**舌剑”“击中要害”等来谈论论争。莱考夫认为，“更有趣和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们概念系统中的多数基本概念，如时间、数量、状态、变化、行为、原因、目的、手段、模态甚至一个范畴的概念等，通常是通过隐喻-概念而被理解的。这些都是正规地进入到语言的语法中的概念，并且如果它们在本质上确实是隐喻性的，那么隐喻就成了语法的中心。”

概念隐喻得以运作的重要方式是“隐喻性图绘”。“隐喻性图绘”就是指用一个领域的意象-概念整体地去把握另一个领域并使得这另一个领域得以概念化。这里的“图绘”(mapping，也可译为“映射”)，是指这一概念化或归纳过程的运作不是分析性定义的抽象过程，而是用图型法(schema)或意象来进行归纳和概念化。譬如《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用河中的流水(源初域)隐喻地图绘了不可见的时间(目标域)。从此用流水喻说时间流逝，便成为中国传统诗文中的惯常表述。“隐喻性图绘”这个概念最早是基于瑞德的《跳转的隐喻》(1979)一文所形成的理论。从此把隐喻的运作主要地界定为“隐喻性图绘”，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当代隐喻理论的主要变化。瑞德、莱考夫、特纳和约翰逊等人认为，概念隐喻是人类思想的自然部分；语言隐喻是人类语言的自然部分。人类思想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是隐喻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被隐喻地结构和界定的。人类经验的概念化过程是归纳，而归纳就是用一个已知领域的概念去描述或综合一个新的经验领域。这就涉及了一种基本的运作方式，即跨领域的“隐喻性图绘”。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语言中的大量成语(idioms)的存在就直接证明了这种“隐喻性图绘”在语言中的存在和作用。譬如汉语中的“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矛盾”等就是将一个具体事例转换成为概念隐喻，以图绘其他相似性情景和事态。

再次，在日常言语和哲学话语中，隐喻还常常扮演着“结构图绘”(structural mapping)的作用。所谓“结构图绘”就是源初域的一组首要关系结构被图绘到了目标域，并使目标域范畴化和知识化，从而形成了关于此前未知的或尚待知晓的领域的新的知识。最典型的“结构图绘”就是哲学话语形成中的类比推断(analogical reasoning)。“(类比中的结构图绘的)核心观念是：一个类比是一个断言，在其中正规地应用于一个领域的一种关系结构被应用于另一个领域。”我们知道，类比不仅在日常言语中的思想和论断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哲学话语和科学话语中也同样扮演着知识形成的核心角色，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类比思维(analogical thinking)。荀子曾总结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任何类比与隐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源初域与目标域之间相似性或关系匹配的重叠之上。如果没有相似性和匹配的重叠度，那么类比和隐喻就是不成功或怪异的。尽管隐喻和类比都涉及客体间的相似性和关系匹配的重叠，但隐喻和类比的目标都不是进行比较，而是发现和揭示客体间的相似性和关系匹配，从而建构一种新的概念或范畴，形成新的知识。类比是隐喻的一种，但隐喻既关涉客体属性的相似性，也关涉客体间的关系结构的匹配，而类比则更侧重于关系结构匹配的重叠，且更倾向于进行高层序的而非次级层序的关系结构匹配。因此，绝大多数类比都是“结构图绘”，即源初域的高层序的关系结构整体地图绘到了目标域。譬如，我们前面论述到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目的论”类比，就是把实践领域的目的作为范导图绘了自然领域，从而为我们建构了关于趣味判断领域的知识系统。在现代科学知识领域里，最著名的以类比进行的结构图绘，就是从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用水波来类比图绘声音的扩散，从而形成了新的概念“声波”；到17世纪科学家们又用同样的类比思维图绘了光，形成了新概念“光波”；再到后来就是新概念“电磁波”被铸造出来。值得提醒的是，这种“结构图绘”中关系结构往往包含在一种完整意象中。尽管类比确实不是认知的单一基础，但是整体地看，类比确实形成了认知之核心的重要部分。“类比能够为形成新的关系范畴提供种子，获得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将例证间的关系性对应项抽象为一类问题的图式。类比被视为人类归纳的核心部分。”建构跨领域的关系结构重叠和相似性这一点，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家族相似”理论亦可得到进一步理解。

正是在这种隐喻运作的图绘的意义上，哲学话语中的隐喻的基本结构与诗性隐喻区别可以得到较为清晰地描述：如果说诗性隐喻是甲乙两个词-形象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话，哲学话语的隐喻则基本上是跨概念领域的图绘。莱考夫认为，有两种图绘类型：概念图绘和意象图绘；两种都屈从于不变的原理。这种原理支配着我们对经验的概念化和言语中新颖隐喻的出现。隐喻运作中的意象-图型结构作为一般水平的结构在发挥作用。这其中存在着“普遍就是特殊”的基本隐喻内核。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哲学话语的运作，即使在规范意义上的概念之间的推论，也以“根隐喻”、概念隐喻、概念图绘、“结构图绘”和类比等为基础。概念的字面意义和推论逻辑的字面限定，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对隐喻的多义繁衍的限定而已，这种限定以不扼杀隐喻的意义生成为限。在我看来，这不是“死隐喻”的复活，而是反思判断力的范导功能和为特殊寻找普遍的具体运作。

对哲学话语的隐喻面孔的揭示，目的并非要为意义的过度繁衍做辩护，也并非要用哲学的隐喻面孔来颠覆哲学的逻辑面孔和对字面意义的有效控制，而是为了达到下述目的：

第一，哲学建构意义和知识的方式并非只有逻辑论证一个维度，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抹杀的、甚至居于根基位置的隐喻维度。隐喻不仅在形成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跨领域图绘方面发挥核心功能。这种跨领域图绘正是形成意义和新的知识的主要方式。隐喻以无法预知的方式结构我们的思想。它是认知的源初工具和方式，通过它我们建构概念的、认识论的知识。如果我们从哲学话语建构的维度对不同时期哲学中的“根隐喻”、“概念隐喻”和“结构图绘”进行分析，可以写出全新的哲学史。

第二，哲学话语中逻辑证明与隐喻图绘的双重存在，向我们敞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认识论课题，这就是哲学的认识论并非如何抹除或驱逐隐喻，而是如何建构一种能够有效地既平衡又激发逻辑证明与隐喻思维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哲学认识论。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认识论，那么哲学可能就会跨越规范哲学的框子，进入新范式。

第三，长期以来，由于把规范哲学看作标准，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话语备受指责，另一方面蕴藏在传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隐喻思维得不到认识论的总结和提升。如果我们承认隐喻也是哲学达成知识和意义的核心方式，那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隐喻思维进行认识论的总结和提升，或许能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道路探询到内在的深厚底基。

（本文转自:欧陆思想联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