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隐喻 ——对哲学话语的思考

上述浪漫语言观和尼采关于语言起源的思想，被恩斯特·卡西尔从新康德主义线路上纳入到作为“扩大的认识论”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之内。这种“扩大的认识论”不仅要把神话、语言、宗教和艺术等符号形式纳入到认识论，更重要的是把符号形式与人的心智的赋形能力关联起来，认为人类不同的心智能力会产生不同的符号形式，而不同的符号形式会呈现出现实的不同面相。因此符号形式并非复制现实，而是把它们提升到一种普遍形式中。就语言而言，源初语言是神话思维的产物，每一个词都凝聚了感性的丰富性于自身，词不仅代表了事物，而且就是事物。因此是富有“魔法的”，也是隐喻性的：直接印象的混乱如何只有当我们“命名”它并这样使它洋溢着语言思想时，感性的丰富印象通过“命名”而变得有序和清晰。“通过语词而获得这种差异性和固定性，不仅它通过它们而指派了一种确定的理智品质，且凭借它，它们现在被提升到了仅仅为所谓的感性品质的直接性之上。这样语言就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基础工具之一，通过它我们从纯然感性的世界进步到了直观和理念的世界。”这就是语言的源初隐喻性。只是到后来，这种源初的隐喻性语言，一部分转向了认知，发展出了逻辑语言。但源初隐喻性语言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转向了艺术性的语言。

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卡西尔关于隐喻性最后只存在于艺术性语言中的观点，因为如果源初语言是隐喻性的，那么这种隐喻性就必然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对隐喻的创造和理解必是以这种深层结构为基础和保证的。因此，对语言的隐喻本性的揭示，不仅要从起源上，而且要从语言的共时结构来思考。对此，现代结构语言学提供了关于语言深层结构的隐喻本性的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词语的意义形成，并不依赖于它们与所指的外部事物的牢固、原始的关系，而是依赖于语言内部的差异区别系统所形成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在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中运转。横组合关系基于句子中词语出现的前后序列。这是它的语法-逻辑维度。但是，这种已出现的词语的前后序列并不能完全决定出现在句子前后序列的词的意义，词的意义还要由在句子中没有出现、但在语言中同时存在的其他词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差异区别系统来决定。后者即构成了纵聚合关系。这就意味着，词的意义并非直接的指涉，而是在其所不是的差异区别系统中被喻指的。这是隐喻得以形成的根基。

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雅各布森发展和补充了语言符号的功能理论。所谓功能就是信息对某一因素的特别集中关注。他认为，任何信息都可以有六种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指代功能、符号语言功能、交际应酬功能和诗的功能。在任何符号系统中这六种功能都会同时出现，没有只由一种功能构成的符号系统，但也并非所有这些功能在文本中都处于同等水平或同时占支配地位。形成一个文本，就意味着某种功能会占显著的支配地位。由一个或两个功能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符号系统，并使它与其他文本区别开来。这就是“主导型”(dominant)。如果对语言符号本身的表达的关注占支配地位，语言信息便被称为“诗的”或“美学的”。反过来说，如果某一文本对语言的使用被上述第三和第四种功能所主导，那么它就是认知的和逻辑的。另外，雅各布森还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在两极之间运作，即言语行为的组织中的相似性原则与相邻性原则。这两极相当于索绪尔的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与传统修辞学联系起来，那么隐喻与言语行为的相似性或纵聚合关系有关；而转喻或换喻则与相邻性或横组合关系有关。在我们的习惯用法中，隐喻经常被用来表示任何一个上下文中可取代字面某一词的修辞性替代物。隐喻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隐喻的替换是建立在一个字面词与其修辞被替代词之间的相似性的基础上。而转喻替换则建立在字面词与其所替代的词之间毗邻性的基础上。在逻辑意义上，原因与结果、整体与部分以及上下文习惯性地出现在一起的东西之间，都存在转喻关系。

上述从语言的起源和深层结构两个角度所揭示的语言本性的隐喻性，指向了语言本身的跨领域转迁和意义生成机制及其与心智的赋形能力之间的叠映关系。这为哲学话语的意义生成奠定了路径：(1)语言本身用符号性的方式表征非符号性的东西，用符号去意指非符号的所指。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发生了话语事件——从无语变成道说的持住形式。(2)如果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固定关系，那就不可能有语义内核。当我们将语言构拟为仅仅是差异的语素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关系是隐喻的关系——语词是差异的，语言将它们关联起来，它们仅仅从它们彼此的相似性品质的事实和它们的差异赋形性事实中获得其意义。语言作为一种意指作用过程和系统，其运作过程的枢纽，正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转换关系的任意性的深渊，这个任意性的深渊不仅是语言的隐喻性本性的奠基所在，也使任何能指与所指之间转换的约定性成为可能。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约定性，是一种在语义层面上的语用学实践，永远且随时都在变迁，并可被重新约定(广义隐喻)。这就是语言的起源之根，也是隐喻之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语言都是隐喻性的。隐喻性要比转喻、语法等更为根本。语言的这种隐喻本性，为所有对语言的使用所形成的种种话语包括哲学话语做了奠基，或者说，隐喻性是所有话语类型的“共同因子”。(3)语言的隐喻本性还涉及一个根本的方面，这就是语言的符号运作、词和句子层面，并非当它们约定地指称外部现实的某个事物时才获得意义。词和句子获得意义的方式，除了指称外，还有词在语言的差异区别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共时存在的词在多维度上的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并非只在一个平面上存在，而是一个词可以穿越其所在的平面而与另一个平面上存在的词建立关系。当柏拉图说“理性是灵魂的眼睛”时，是如此；词甚至专名的多义性，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看来，语言结构作为前理性的心智结构及其对世界的符号投影的折叠体，为词语的跨界结合准备了通道和桥梁。对自然语言如此，对哲学话语亦复如此。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的核心就被确立为喻本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上。这种相似关系在隐喻句中往往是以系词“是”(is)表述的。但相似在逻辑上不是“是”，只是在隐喻意义上才是“是”。隐喻句中的“是”并不表述谓词是主词的内在展开，而是一种“生成”。对此，利科认为，在隐喻陈述中存在着三种基础性张力，陈述中的各个词项之间的张力、字面解释与隐喻解释之间的张力，以及在指称中“是”与“不是”之间的张力。而这些张力会使语义的生成能动性达到极致。同时，“一方面思辨话语的可能性存在于隐喻陈述的语义活力中，另一方面，思辨话语的本质必然性存在于对概念的潜在表现力的运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