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溯美国总统竞选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辩论会是在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之际。当年正值青壮的肯尼迪参议员，与时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争夺总统大位。
那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场电视辩论，当时还是黑白电视的时代。
在电视辩论之前，尼克松具有绝对优势。尼克松年过五十，正值壮年，政绩显赫，雄辩滔滔。
而肯尼迪刚过四十，年轻英俊，侃侃而谈。双方激辩，不分轩轾。尼克松穿着灰色西装，又刚刚开过刀，严肃中稍显虚弱。相反，肯尼迪穿着蓝色西装，沉着稳重，在电视画面上显得神采奕奕，雄姿英发。 辩论结果是，听广播的受众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尼克松赢得辩论；相反的，看电视的观众同样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肯尼迪获胜。
为什么肯尼迪输掉广播而赢了电视？因为他帅“Because we like the way he looks.”（我们就是喜欢看他的样子。）从此以后，美国总统辩论再没有人敢穿蓝色以外的西装。所有的候选人都穿蓝色西装，只是配上不同的领带罢了。灰色，显得不够权威；蓝色，代表权威、稳重。
你看无论特朗普或拜登，都是着蓝色西装。1992年老布什、克林顿以及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 (Ross Perot) 的三方辩论，3个人都穿蓝色西装。对于讨好选民，形象与长相比言论内容更为重要。这是媒体政治的本质。 对于特朗普与拜登而言，两位都是老人，在电视上看没有雄姿英发的可能，看起来不衰老、迟缓已经是万幸。辩论前专家还很担心拜登会显出老态，但第一次辩论拜登话语清晰、颇有活力。然而比起当年里根总统的幽默，拜登的表现其实还算很一般。
1984年，里根以同样74岁的高龄挑战连任，里根的对手是民主党的蒙代尔(Walter Mondale)，年龄刚过50，少里根20来岁。
里根的年龄老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总统辩论会的主持人问里根总统：“您认为年龄会不会是选总统的一个议题？” 里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会！我认为年龄绝对不会是议题！”他说：“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拿我的对手是‘年幼，且缺乏人生历练’来占他便宜，或作为他的弱点攻击他。” 此话一出，引得主持人及现场所有观众哈哈大笑，连蒙代尔也都大笑出来。这是70多岁的里根式幽默，化解了他最大的弱点——老迈。里根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连任总统。 对于关键议题，不说错话，是总统大选辩论会中，所有候选人的一大挑战。当年卡特挑战寻求连任的福特总统，在辩论会中，当主持人问福特总统，对于东欧长期被苏联控制，他的政策是什么？福特竟然回答：“过去或未来，东欧从来就没有被苏联控制。”
对于1970年代美苏冷战，东欧在苏联控制之下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结果福特昧于事实的谈话，成为该场辩论的历史焦点与笑柄。卡特轻松赢得选举。 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挑战老布什总统竞选连任。选前两年，老布什总统因为打赢波斯湾战争，民调支持度曾经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几乎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民调支持率最高的一刻。
但海湾战争后，老布什治下的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到总统大选之际，民调下滑到将近百分之五十。
老布什总统碰到历任美国总统连任的两项铁律：第一个铁律是赢得战争的总统铁定连任；第二个铁律是输掉经济的总统肯定败选。这两个铁律同时发生在老布什身上。 在竞选辩论会上，当一位民众对老布什总统提问说，他们的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孩子申请助学金困难重重。结果老布什用手靠着耳朵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请你再说一次”。
舆论对他的反应很失望，认为贵族出身的老布什，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所以反应颟顸。
而克林顿则借机发挥，立刻响应这位民众说：“你的问题我感同身受，我曾经跟你们一样，靠助学金上学，我当上总统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更有利的助学方案。”老布什败选。 虽说赢得辩论，不一定能当上总统。但是辩论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总是会因此远离总统宝座。历史上两条总统竞选连任的铁律，终于一较出高下，输了经济的总统，败选了。
四 美国总统大选的背后 也许读者会疑问，辩论中失言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落选，但是以《纽约时报》最近的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说了超过两万次的谎言或提供了错误的讯息，难道他还能当选？特朗普受到部分美国民众的欢迎，则显示美国的价值在崩解或急剧转化之中。 特朗普总统寻求连任的整个大环境是：美国对疫情的掌控几乎是全世界最糟之一，而且还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经济大衰退的危机一直存在；内部种族冲突严重，左派激进分子与右派激进分子间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
而特朗普却以各种方式扩大对中国的对立形势。特朗普或许希望把美国一切的不幸都怪罪给中国，但只要中国没有随之起舞，特朗普一个人很难继续唱独角戏。 现在，议题回到美国面临的时代处境，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政经寡占的国家。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中，拜登的危机看来是太像特朗普，都是寡占菁英的代言者。
喜欢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人认为桑德斯才真正代表美国人的声音，代表美国人迈向新纪元应有的政策与社会形态，包括财富分配、环境健康、知识经济对未来社会的冲击和对族群平等的关注。
美国有13%的拉丁美洲裔选民，这个数字代表的是3000万选票；有12%非洲裔选民，人数是2000多万；还有1100万的亚洲裔选民。以特朗普“白人至上”的立场，少数裔美国人的态度是胜选的关键之一。
然而，因为拜登是老政治，白宫的说客大量地介入美国的政治走向，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才说，美国现在是一美元一票，不是一人一票。 这次总统大选选的是，美国的未来究竟是要赤裸裸地以现实主义作为施政主体，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齐头并进，就如同20世纪中叶之后的美国，以世界领袖、以维护世界秩序自居，并真正做到世界领袖应有的气度与典范。
或者，美国在被各种新兴崛起的国际势力逐渐取代之后，以恐慌与自保，替代过往坚持平等公正的理想继续领导世界。 这次选举的输赢代表的不是特朗普或者拜登，而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可惜的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形象，拜登仍然有差距。
一般来说，参与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参议员桑德斯才更是这种形象的代表。但是桑德斯输了初选，他更像一个理想家而不是政治家。
然而拜登过度靠近利益团体的色彩，无法有效区隔自己与特朗普之不同，这使得这场选举的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不管谁获胜，美国面临的挑战始终是巨大的。疫情的控制、经济的复苏两者互为矛盾，除非美国人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疫情的控制，但美国人却如同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90%的美国家庭拿不出400美元以因应家庭急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无法短暂喘息。急需快速恢复经济，使得疫情无法得到真正控制；疫情无法真正控制，经济也就无法全面复苏。
美国整体社会过度自利的倾向，使得美国缺乏真正的整体观，这是特朗普崛起的契机。诉诸利益，弃诸理想，却能取得民心。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隐忧。 从希腊柏拉图以来，令人最担心的民主政治的衰败，常常来自合法的权力通过操纵民意形成长期寡占，而寡占容易产生民怨，民众就会期待一位英雄出现，但他经常是煽动者，趁机获取政权。这是历史上的凯撒主义（Caesarism）。
每当人民生活困难，无法改变寡占集团的控制，他们就会期待一个政治英雄——西泽来拯救他们。但是化身英雄的煽动者在获得政权后，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对立与政治骚动，这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无论如何，美国的稳定攸关世界的稳定。
美国经历“一极化”大国的时间长达30年，至少从1990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算起，世界正式从美苏两极的世界迈向一极的世界。美国作为世界超强领袖，至少在“多极化”的世界尚未形成之际，其对世界的影响甚至领导仍然是必须的。 如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约瑟夫·奈论证金德尔伯格教授在二次大战之后提出的“霸权稳定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强权的真空状态，为美国领导世界金融及政治提供必要角色。金德尔伯格教授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环境，包括公平交易，安全与开放的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氛围等。
而在美国逐渐失去这种世界领袖的角色之际，将由谁来承担国际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角色？这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五 美国选举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一直是美国的假想敌，美国社会对于与中国对抗其自身可能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完整的评估与共识。如果特朗普当选，这种冲突的局面将很难预料，特朗普主政的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时而亲近，时而对立，就看特朗普心中所思考的利益点。 但长期而言，特朗普因为不愿意介入包括气候协议以及贸易协定等世界性组织，不愿意分担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他只想顾好美国的利益，遑论成为世界领导者。特朗普所失去的将会是国际社会对美国长期领导的信任关系。
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崛起短期不利，但长期可能创造有利的条件。前提是，中国必须有意愿或有能力成为世界秩序主要而非唯一的维护者与领导者。
从这个角度言之，在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之际，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仍必须加强。中国寻求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前提，不只是运用优越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文化的力量才是在世界舆论平台胜出的关键。 没有一个世界强权在与各国发生冲突之际就动辄打仗，但可以做论战。政治影响力来自论战力，赢得论战才是建立政治强权的关键。 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对于中国发展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仍然会持续，但是方式应该会更温和。比起特朗普，拜登更愿意介入国际社会，这对于美国继续领导国际秩序将会维持一段更长的时间。
对于中国，拜登估计将不会像特朗普那么的情绪化，某种稳定的围堵中国的策略应该会是他采取的措施。
这短期对中国的影响相对可以预期，会处在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博弈，对中国的冲击较为不激烈。但长期而言对中国的崛起未必有利，世界迈向多极的局面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拜登不像是一个强人，但是只要他能适当运用当前美国既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优势，拜登可以继续领导世界颇长的一段时间。毕竟美国人才济济，精英辈出，只看领导人如何运用这股优势。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中国领导人决不会把自身国家的命运放在美国某一个总统的当选之上。
无论美国大选谁当选，无论美国是会逐渐衰落或是会持续强大，对于世界而言，尤其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关键仍在文化的创造力。
中国要如何建立一个能被世界诸国所接受的新国际规则与价值框架，尤其能有效包容自身边界区域的文化与政治冲突，是中国在美国逐渐显出紊乱之际，自身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这项价值框架的宽度，决定未来中国在世界影响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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