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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思】“时间”与主体——拉康主体理论的深层解读

quant001 交易极客和量化论坛 2021-10-28 07:23 212205人围观


  四、时间与主体的语言之家
  语言是主体的家,“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之所以能够产生主体意识正是经由语言。但是,人使用语言并不意味着他是语言的主人,语言也不是静态的供人支配的工具。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也不是人主动创造的,它是适应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交往则来自物质生产的需要。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运动之下隐藏着历史(时间)的力量。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主体意识、无意识、语言等是相互交织、相互促动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深地突显出来。“在拉康的早期思想中,无意识被描述为一种有结构的精神领域,而在后期的思想发展中,无意识成为具有拓扑结构的、无边界的、几乎不可描述的东西;语言也一样,原来是所有个体言谈行动的基本单位和综合体,后来成了所有可能的语言效果的复杂融合,是具有时间性的、变动不居的存在物,语言不是人能轻易掌控的自组织系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时间赋予语言以本体论地位。”[5]显然这里的时间不是计量时间,而是“时间动力学”意义上的时间。
  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不同于言语。语言作为一套拥有确定价值的符号体系,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它超越了个人意识的控制,甚至直接与个人的言语行为对立;个人的言语行为是对无意识语言结构的有意识应用。在时间的深层支配上,言语和语言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中。语言符号所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所指)和声音形象(能指),这两项要素都有人的心理运行轨迹,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人们脑子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性活动,能指与所指的运行是不可思议的。语言符号具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符号的动态任意性;其二是能指链的线形特征。这两个特征都与时间相连。索绪尔认为,能指只在时间中展开,它体现为一个时间性的长度,例如在“我爱你”这个简单的表述中,“我”和“你”不是静态的,而是有历史、有特定时间背景的;而且“爱”也不是静态的,它需要时间性的呈现和检验,人们期盼“永恒的爱”,但美好的愿望往往对抗不过时间的力量。拉康同意能指链的线形时间特征,但是他认为能指链并非只有一条,在一条能指链的下面往往还有另一条能指链,实在界的无意识也是被时间支配的。当人们产生主体意识,“说出”或者“体会”自己是一个“人”时,也就是在时间的隐形支配下,在语言能指链条的直接作用下,在自身的活动中、命运中、取舍中塑造出一个“我”的过程,包括自身的禀赋、社会习得、性格,甚至性别特征,所有使人成为人的一切,都追随着能指在时间中的运动轨迹。
  主体及其主体意识处在不可回归的过去时间和不可抵达的未来时间中间。时间动力学带来的向前的意向性,表现在能指上就是纯粹的位移,纯粹的意义支配运动。如拉康所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做什么,时间的忠实追随者——能指总是无处不在,它是个体和集体所实施的“权力”背后的“权力”。譬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似乎是一种主体意识行为,其实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能指“根基”,也有维持个人权力的能指“现实”。产生于时间和语言中的主体的结构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拓扑结构,是已经过去的现实和尚未到来的现实之间的交错。这种交错很多时候表现为主体的“焦虑”意识。
  进而言之,在时间的支配下,主体虽然在语言之家处于一定的位置上,但这个位置并不属于他,他的位置是暂时的,如果要继续在时间中存在,他必须离开这个位置,主体的存在以他不断地离开固定的位置(不仅是地理空间,也包括文化、思想空间等)为条件,无论他多么希望这个位置永远属于他。从古代理想国到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人类的主体位置实际上经历了无数次的“位移”。相应地,主体意识也是不断地肯定与否定交替的“自我认同”,因为没有任何固定的能指可以表示主体,主体“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不但有量变、也会有质变。时间的“冷酷无情”在于,它让人有“主体”意识、有“自由”感,这正是它施展自身力量的手段。由于时间的存在,真实的人、真实主体是一个不得不以缺席表现其在场的存在,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只能在实践中生存的时间载体;而且,在时间的逼迫下,它最终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过渡性命运。
  五、时间与主体的文化寄托
  文化是人借助于语言编织的意义之网,是人生存于其中的第二自然,但这个第二自然同第一自然一样,处于时间的无形影响和作用之下。在时间的深层支配下,文化既有繁衍、昌盛之时,也有僵化、衰落之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文化既有教化作用,也有颠覆作用。
  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和近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同属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这几百年的时间里的“轴心时代”的文化。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因不同文化范式(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不同文明阶段(如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后工业文明)而不尽相同,但从前提上都设定了一个不变的主体——人;一个不变的空间结构——世界,以及建立在固定的主体和世界上的相应的文化寄托,然而,在时间的作用下,这种设定和寄托迟早会发生动摇。
  首先,不存在固定的人。如拉康所说,固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人于特定时空范围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抽象出的可变动的“主体”。“时间进入及穿过各种存在者的运动是所有运动中最根本的运动。”[6]80任何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都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拉康明确提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在场”的主体,他只是特定时空阶段、适应演化需要的一种认知活动的思维抽象物。在时间性存在中,这样的主体没有坚固的基础,他充其量只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维持“大他者”运行的功能。时间的运动,或者说时间之流在使“主体”成为一个“被注入物”的同时,也成为“被抽空物”,并同时成为“注入”与“抽空”的交替运动物。可以肯定,中世纪“神性的人”、工业社会“理性的人”、后现代“感性的人”均非主体的最终依托。
  其次,不存在固定的空间结构——世界。拉康认识到空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但他自问自答地提出:空间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可以在其中安歇的场所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时间在空间的背后施展着自己的力量。人们幻想着有一个永久和平的空间,但时间终究支配着空间。举一个简单的例证,战争和竞争就是时间支配空间的结果,它们不偶然的,而是自然的产物,是时间展现自己的必要手段。战争和竞争是进化论的伴生物,它们起源于对自然必然性的回应和赞同,它们使和平成为一种文化幻觉[7]21。尽管人们往往会忽略时间维度而把空间当作永恒,如对永生和人间天堂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的呈现,固定的空间成为神话。
  再次,时间之流使主体的文化寄托也存在虚幻的一面。表现在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上,比如以下一些文化名言:“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培根)“我相信进步,同时我又十分相信,人类具有决定幸福的能力。”(海涅)“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列夫·托尔斯泰) 这些名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启蒙以来文化观的集中展现。但在拉康的分析中它们都需要重新思考。
  从人的身体看,“人的身体有着独立装置的外观……而在深层次的时间运动中,身体并非独立之物,它作为一种诡计、欺骗、诱饵加诸于个体的镜像构造物之上,身体的这一特点是所有形而上学观念的盲点。”[6]26人的身体不是独立之物这意味着人不可能是万事万物的中心。
  从欲望或进步的追求看,“一种希望可以被满足,欲望却不能。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且欲望的对象永远是变动不居的。”人类心灵的所有成长都被烙上失败的印记:败落、不完满、崩溃、流逝和死亡似乎是人类注定承受的命运[6]11。马克思早就说过,愿望落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特征之一。从道德理想或精神家园的构建看,“那些试图使语言变得固定清晰,或者构筑永恒家园的理论家不是江湖骗子,就是愚蠢的家伙。”[8]14利己的倾向在社会化过程中需要被克服,但它永远不可能被清除,只要时间机制仍然发挥作用,人的存在结构就离不开“自恋”式利己。在拉康看来,迄今为止的文化叙述充满了错误,文化寄托式言语本身也是在能指的链条上被捆绑起来的东西,它们相互关联,产生一定的意义编织物;然而意义编织物同样处于时间之流中,不可能是永恒的,一种哲学观点被另一种所取代,一种理论被另一种所取代,没有最终的绝对真理,这正是世界观的发展历程。遗憾的是,几千年过去了,世界观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文化“幻像”。“哲学的我思( cogito)就居于那个幻象的中心,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这个幻像使现代人对此非常肯定:在他自己的无常中他就是他自己;即使他很久以来就学会了要对自负的陷阱保持警惕,他仍然对此深信不疑。”[7]157对于仍然在“幻像”中谋生的人文学者来说,揭穿“幻像”的拉康是一个可怕的“魔鬼”。
  六、时间与主体的政治追求
  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20世纪以来一项崇高的政治使命,马克思是这项事业的引领者。但对拉康而言,马克思提出的克服异化的政治、经济使命与时间之流存在冲突,是一项值得反思的任务。1974年12月10日,拉康在其讨论班《RSI》(《实在象征想象》)中提出,症候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弗洛伊德而是马克思,马克思使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症候性存在”,成为资产阶级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的标志。他一方面对马克思提出表扬:我对症候发现者的马克思表示敬意,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马克思虽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秩序的修补者。在拉康看来,时间之流造就了主体,并要求主体超越自我、更新价值,但被马克思寄予希望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旧主体,这个主体的政治理想和视野并没有超越启蒙赋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是这种价值和文化秩序造就了资本主义政治。
  贯穿于拉康主体理论的思想是:时间之流是本体性的。个体的诞生不是人主动选择的,人类的诞生也不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根源的受动性决定了诞生后的存在方式也不可能是完全主动的,时间之流(大自然的演化)导致人的产生,也决定着他产生后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在拉康的主体理论中,时间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分裂和异化是主体生活的基本要素,它们不是强加于人且能够超越的一个偶然事件,主体在根本上就是撕裂的,与他自己异化,这种分裂是无法避免的,根本没有“完整”的可能[1]52。在时间的根源处看,如果没有分裂和异化就没有主体的存在,就像植物细胞的分裂是植物的存在条件一样。主体要存在,当然就要占有一个空间位置,但由于时间的力量,他不得不“运动”(通过各种不得不进行的实践离开他的空间位置),他不得不把自己分裂,不得不受有意识的“自我”(空间性的)与无意识的“他者”(时间性的)共同作用,而且“他者”更为根本,拉康指出“自我”的本质不过是“他者”。在时间的作用下,主体因分裂而占有的位置永远处于无法填满的状态,因而欠缺是人的命运,没有欠缺就没有语言能指,没有能指就没有主体,能指的本质是事物以缺席实现的在场。作为能指的“我”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它既指示言说的主体,也指示陈述的主体,陈述的主体似乎有自主的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意识只是一种幻觉。实际上,执行陈述的言语是来自于无意识、来自于与时间合二而一的“他者”。
  拉康认为,克服异化的这种空间完形倾向(gestalta)仍然在时间之流的作用下,虽有其暂时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幻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异化”是镜像阶段的产物,在镜像阶段出现的异化是社会能指编织出的语言存在,它被从时间之流中截取出来,变成了空间中的、由人来支配的、可以克服的东西,这也体现了人类的自恋。按照拉康的说法,时间空间化的自恋,是所有欲望之下的结构性规定,是一种使人成为人的力,时间导致的自恋结构强加于所有的欲望,甚至最崇高的欲望。“个体发展史的每个阶段,都能找到自恋的基因,自恋是主体的天然结构,未进入社会前体现在个体的力比多上,社会化之后,体现在符合社会规范的各种活动中。”[7]19崇高的欲望与普通的动物欲望在时间支配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与攻击性也是一致的,“攻击性与主体自我认同的‘自恋’有着相同的时间性结构,这一结构决定着人的‘自我’,也决定着他记录世界的方式。”[7]13在拉康看来,只要人类仍然以目前的方式存在,就不存在能从异化中摆脱的出口,也没有消除异化的方法,但异化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词语,它有助于语言能指链的自我运动,从而也有助于人在语言中自我超越。拉康把人的愿望从彼岸世界拉回到对主体自身的缺陷、彼岸世界的迷失的正视中,他要求人们审视自身的时间性存在:正是因为有缺陷和迷失才有理想化的政治追求,它们是实践的动力。时间之流中的世界呈现为一往无前的客观实践,而不是坐而论道的精神演绎,主体形而上学不仅表明哲学思想的软弱无力,而且从主体形而上学出发的任何愿望,无论是逻辑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均以失败告终。
  七、余论
  拉康的主体理论很有启发性。如果说不自由是时间赋予我们的生存结构,那么只有承认这一点,并且不在自恋式追求和现实享乐的诱惑面前妥协,才可能使我们避免用幻像自我囚禁,才可能接近真正的自由。说到底,由于时间的存在,一劳永逸的真理是没有的,主体的价值追求同样是一个不断突破旧认识的过程,是在时间之流带动下的价值空间的更新过程。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无疑是对中世纪固定价值空间(神学世界观)的突破,并树立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价值空间,但它并不是最终真理,因为它在突破一个封闭世界观的同时又形成了另一个以抽象人性论和主体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封闭世界观,同样面临被突破的命运,这里蕴含着值得人类追求的新的政治、经济理念,也蕴含着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机。
  无论如何,拉康相信,追求真理仍然是用进步取代救赎,用启蒙取代蒙昧的唯一途径,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主体自身的时间性存在和自然根源,认识到主体的理性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因而需要用理性来约束理性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才会是真理[8]。异化在拉康那里与其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不如说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常态,对异化的克服主要应该是指一种适应新事物与新现象的变化、一种在时间中的流动和转型。这意味着主体应正视自身的局限性,突破旧世界观和价值观,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积极进取,勇敢地在时间中超越自我。在21世纪的今天,拉康的这种思想仍不失为一个让人清醒的路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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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CAN.crits:A Sélection[M].New York:Routledge, 2005.
[8]ROUDINESCO.Lacan:In Spite of Everything[M].New York:Verso,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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