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自号存斋，江西抚州金溪人，因其曾结茅于贵溪象山讲学，自号象山翁，故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在南宋时期，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相颉颃；在理学史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是两个最大的门派；而从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来看，陆九渊也属于少数最有创见的思想家、哲学家的之一。

　　陆九渊出生于一个传统世家之中，陆九渊在为其兄陆九龄所写的《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中，将其家世追溯到了战国时期：

　　其先妫姓，田敬仲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为氏。通曾孙烈，为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为希声，论著甚多。后仕不偶，去隐义兴。晚岁相昭宗，未几罢。邠、陇、华三叛兵犯京师，舆疾避难，卒，谥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迁、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抚之金溪，解橐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德晟之后，散徙不复可知。德迁遂为金溪陆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为第四子，博学，于书无所不观，三子。曾祖演为第三子，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四子。祖戬为第四子。再从兄弟盖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释老言，不治生产，四子。先考居士君贺为次子，生有异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婚、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六子。(《陆九渊集》卷二十七，第三一二页，中华书局一九八零年一月第一版。下引此书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陆九渊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之中，其家族拥有深厚的学术、礼教传统，这一传统是陆九渊创立、开显心学思想的根柢。在陆氏六兄弟中，除陆九渊外，陆九皋(庸斋)、陆九韶(梭山)、陆九龄(复斋)亦为知名学者，全祖望言：“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序录》)

　陆九渊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天分，《宋史·儒林四》中记载其幼年的故事说：

　　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

　　陆九渊从小体现出思想者的以下特点：其一，怀疑精神，甚至对常人视而不见的常识发出疑问，并锲而不舍地思考，乃至于废寝忘食；其二，独立思考精神，不盲从先贤，注重自我的心得；其三，追求普遍性原理，这是哲学思维与个体感性的世界观察的根本差别。

　　相对于丰富的心路历程，陆九渊的履历则比较简单：

　　乾道八年中进士第，时年三十四岁。在家候职期间，辟“槐堂”讲学。

　　淳熙元年，时年三十六岁，授隆兴府靖安县主薄。任内与朱熹会于鹅湖。

　　淳熙六年，四十一岁，改授建宁府崇安县主薄。任内与朱熹会于南康，应邀登白鹿洞书院讲席。

　　淳熙九年，四十四岁，任国子正。教诸生无异在家时。

　　淳熙十年冬，四十五岁，迁敕令所删定官。任内读究武略，访求智勇之士，与议恢复大计。十一年，上殿论对，陈“五论”。

　　淳熙十三年，四十八岁，除将作监丞，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还乡，学者辐辏。

　　淳熙十四年，四十九岁，登贵溪应天山讲学，建精舍。明年，改应天山为象山，学徒结庐。居山五年，来见者逾数千人，是其讲学最盛期。

　　光宗绍熙二年，五十三岁，出知荆门军。陆九渊在荆门任上仅一年多，却是其在政事上大有作为的辉煌时期：筑城墙，兴学校，废关卡，通商贾，捕盗贼，厚民俗，荆门大治。丞相周必大有云：“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

　　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卒，时年五十四岁。朱子闻讣，率门人为位哭。

　　(以上参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儒林四》)

　　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今观其文集，其中皆为书信、奏表、序文、讲义、程文、祭文等文字。但他举起了著名的“六经注我”的旗帜，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深远；它与朱熹关于太极无极之辨，既是关于经学的重大命题，也是理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在陆九渊的语录和各种形式的文章中，引经之语随处可见，体现他沉浸于经学之深，而其议论精彩之处俯拾可见，极富思想意义。著名学者余敦康先生曾与笔者语云：历史上有些儒者有大量的经学著作，却无多少精深的经学思想；相反有些儒者没有什么经学著作，却有很多精深的经学思想，而后者更值得在经学思想史上大书特书。陆九渊无疑属于后一种学者。

　　开禧元年，陆九渊子陆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遗言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请陆九渊门人杨简为序。(见《陆九渊集》附录一《杨简序》，第五三五页。)开禧三年，抚州太守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痒。(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第五一八页。)嘉定五年，陆持之又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由陆九渊的门人、江西提举袁燮刊行。(见《陆九渊集》附录一《袁燮序》，第五三六页。)一九八零年，中华书局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本《象山先生全集》为底本，以传世另一嘉靖本、清道光二年金溪槐堂书屋刻本校勘，并参校明成化陆和刻本、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万历四十三年周希旦刻本，刊印成《陆九渊集》。(见《陆九渊集》第五六八页，钟哲《点校说明》。)

　　注疏经书往往成为儒者的志业，而陆九渊却无任何一部经学著作，有人问起此事时，陆九渊是这样回答的：

　　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欧公极似韩，其聪明皆过人，然不合初头俗了。”或问：“如何俗了？”曰：“《符读书城南》、《三上宰相书》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聪明却有所不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三九九页。)

　　在陆九渊看来，韩愈、欧阳修甚至二程都是“我注六经”，其中尚有俗不俗和聪明程度上的差异，只有他自己是“六经注我”，远超他人。由于这段文字为对话，乍看起来感到很突兀，难于把握“六经注我”的确切含义，我们再来看一段陆九渊自己的解释：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知及至，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非学有本领，未易读也。苟学有本领，则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时习之，习此也。说者说此，乐者乐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三九五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陆九渊“六经注我”的思想与他对于“学”的理解有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论语》的第一句话，孔子所谓的“学”，不仅仅指的是学习某种知识，更是指高尚品德的塑造，是人性的完善，生命的实践。陆九渊之所以提出“六经注我”的思想，正是由于他深刻领悟了孔子关于“学”的意义。

　　因而，要确切把握陆九渊“六经注我”的思想，就必须厘清他的思想逻辑脉络。其思想逻辑是这样的：人生的第一大要务是品德的完善，六经教人的道理也是如此，所以实践六经的思想，成就完美的人格，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圣人，使经典成为自己的注脚，这是人生第一位的大学问，相比之下，解经注疏只能是等而次之的小学问了。

在陆九渊的文集中，我们看到他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追求品德的完善：

　　生于末世，故与学者言费许多气力，盖为他有许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与他说：“入则孝，出则弟”，初无许多事。(《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三九九页。)

　　曹立之有书于先生曰：“愿先生且将孝弟忠信诲人。”先生云：“立之之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说‘且将’？”(《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四一零页)

　　在陆九渊看来，所谓“学问”，本质上就是美化心灵、完善品德，它是人类自我心灵上的功夫，我们来看他一篇题为“学问求放心”的小文中的论述：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故其宜也。学问之道，盖于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视玩听，不为动心。而其所谓学问者，乃转为浮文缘饰之具，甚至于假之以快其遂私纵欲之心，扇之以炽其伤善败类之焰，岂不甚可叹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拾遗·学问求放心》，第三七三页。)

　　饥餐渴饮，远离水火，是人类安全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人之为人，是人类本质性的类特征，其与草木禽兽的根本差异在于赋予世界以意义。生存与意义同时产生，同等重要，成就品德的学问的重要性就在于是。

　　陆九渊认为，六经的核心精神就是崇德好善，学习经典的关键就是要学习这种核心精神，去成就完美的品德，实现生命的根本目的：

　　三百篇之诗《周南》为首，《周南》之诗《关雎》为首。《关雎》之诗“好善”而已。

　　兴于诗，人之为学，贵于有所兴起。(《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四零七页。)

　　《尚书》一部，只是说德，而知德者实难。(《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三一页。)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学者第一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学便是志此，然须要有入处。《周南》、《召南》便是入处。后生无志难说，此与《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应。《周南》、《召南》好善不厌，《关雎》、《鹊巢》皆然。人无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无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无志，便不好善。乐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于乐正子。(《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六五页。)

　　以上引文中有三点问题值得着重指出：第一，陆九渊强调经典的核心价值在于崇德好善。第二，陆九渊非常重视经典实践者的创造性，“人之为学，贵于有所兴起”就是此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则必将丢失原典的核心精神。第三，陆九渊阐明了经典实践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陆九渊所说的第一义、第二义，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路线，但无论是“明明德”，还是“明明德于天下”，都不能抛弃经典，学习经典是最好的入手方法(即所谓“入处”)。

　　正因为学问的本质就是增进品德，这是人生的根本目的，所以陆九渊对学问的偏差和乖舛，也就是偏离生命根本目的的种种现象，感到痛心疾首。在他只有二十四岁时，给作为长辈和官员的李德远写了一封信，此信得到了李德远的极高评价：

　　古之学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见，非以其位华要之地可以贵己也，非以其积禄邑之赢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术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后世反此，凡有仆仆于人者，必其位华要之地者也；不然，则积禄邑之赢者也；不然，则妙速化之术者也。非以是三者，虽君子无见焉。有不是三者之为，而惟君子之从，必相与群而耶俞(揶揄)之，以为狂且怪。(《陆九渊集》卷四《书·与李德远》，第四六页。)

学问的偏差有种种类型，私心自用，争强好胜，自高自大，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满足个人对名利的欲望，因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人生目的，对于这种人，陆九渊批评道：

　　古人学如不及，尊德乐道，亲师求友之心，不啻饥渴，岂虚也哉？是必务实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后能如此也。此与自任私智、好胜争强、窃近似以为外饰者，天渊不侔，燕越异乡，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于此不精明，便是不识路头，终泊没于形似无所至止。“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不知止，而谓其能虑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为私意私说，而反致疑于知学之士者，亦其势然也。……《书》曰：“钦厥止。”不知所止，岂能钦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钦厥止”，岂能“安汝止”哉？汝初信问读《易》之法，诚知所止，则其于往训如归吾家而入吾门矣。(《陆九渊集》卷一《书·与邓文范》，第一零至一一页。)

　　在这封信中，陆九渊鲜明地指出了正反两种学术的差别：一种是私心自用，将学问作为自我的装饰，满足虚荣心；另一种是生命的正途，以完善品德为人生的根本目的。陆九渊反复引用《诗经》、《大学》、《尚书》等儒家经典，强调坚守“止于至善”之学的重要意义。

　　同理，陆九渊对沉醉于注疏解经、著书立说、痴迷于小学知识的现象也持轻蔑批评的态度，因为学说和知识仅仅是工具，它外在于生命，品德却是生命先天的本质，所以不可主客颠倒，本末倒置：

　　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理不明，内无所主；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藉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返，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妇人童子听之而喻；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穷年卒岁，靡所底丽，岂不重可怜哉？使生在治古盛时，蒙被先圣王之泽，必无此病。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陆九渊集》卷一《书·与曾宅之》，第四页。)

　　完善品德是切身之学，学说知识是身外之物，故陆九渊称后者为“浮论虚说”，甚至是“异端邪说”。学说知识有繁衍的特点，文人又病于追求知识，因而完全没有知识的妇人童子或许会明白生命的本质，饱学之士反而会迷茫。这是生命两条不同的道路，沉醉于追求学说知识则迷失了生命的本质。

　　《大学》言“明明德”之序，先于“致知”；孟子言“诚身”之道，在于“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诵习传，阴储密积，廑身以从事，喻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适越而北辕，愈骛而愈远。不知开端发足大指之非，而日与泽虞燕贾课远近、计枉直于其间，势必没身于大泽，穷老于幽都而已。(《陆九渊集》卷一《书·与胡季随》，第七页。)

　　在一封给侄孙的书信中，陆九渊的言辞更为激烈，他将注疏训诂的行为比喻为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如同熟烂败坏的古尸：

　　故道之不明，天下虽有美才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傅会，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陆九渊集》卷一《书·与侄孙浚》，第一三页。)

陆九渊对科举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在叙述自己科举经过时说：

　　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示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陆九渊集》卷四《书·得解见提举》，第四七页。)

　　依陆九渊所言，他立志追求古人完善品德之学还早于孔子两岁，而学习举业文章只是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中举也是无意而得。

　　批评科举文章是陆九渊的一个鲜明特点，在学者中名噪一时，且看下面一则有趣的小故事：

　　先生居象山，多告学者云：“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学者于此亦多兴起。有立议论者，先生云：“此是虚说。”或云：“此是时文之见。”学者遂云：“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老，陆先生辟时文。”先生云：“此说也好。然辟杨、墨、佛、老者，犹有些气道。吾却只辟得时文。”因一笑。(《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四零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