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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但是，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其他国家则要推荐合适的人选竞争副行长的职位。 我是中国第一人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2003年我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时候，中日关系并不好，当时亚行的行长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对我也比较了解，他相信我不会给他添乱，我国政府大力推荐我，所以最终日本同意了。此后，中国人一直在亚行有一位副行长，中国在亚行的作用也加大了。 第三、如果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模式不改革，也很难适应新时代要求。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一直由发达国家掌控，对成员国的政策进行干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结果并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甚至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 比如《华盛顿共识》中的每一个条款，看上去都不会有大错，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执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华盛顿共识》看上去似乎代表着真理，但是它对很多国家来说，其实并不适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行的政策导向和要求，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再有一个，是双重标准的问题。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把印尼苏哈托给搞下台了，在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印尼被迫关掉十七家商业银行。有一张经典照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胸前交叉着双臂，居高临下地斜视着苏哈托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定上签字。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给世人展示了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颐指气使的姿态。 但是，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欧洲和其他地区遭受严重影响，国际基金组织非但没有关闭欧洲受困的银行，还给钱进行纾困。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他们重新审议了政策，所以采取不同的办法。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立评议局准备了一份报告，评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的表现。我作为独立咨询专家，参与这个文件的审议。 我们中国在2008年初是双降，认为是经济过热的，所以要压增长、压通胀，但六个月后就推出了四万亿刺激。为什么？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全球的经济预测是很积极的，没有预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可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很有分量的，一旦发布了一个玫瑰色的经济展望，很多国家就都被误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力的，如果在这些机构里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导向不改变，是肯定不行的。 第四、在整个体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地区性、局部性的机制和体系就在不断地建立，作为整个体系的补充。1960年代初，日本为什么决意要成立一个亚行呢？因为世界银行不一定能够满足区域国家的要求。 其实，日本也是受到其他地区成立多边机构的动态的启发，如1959年泛美开发银行成立，1964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1990年，苏东剧变之后，欧洲诸国发起成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旨在支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和中日韩签署了一个区域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欧洲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决定成立欧洲稳定基金和随后的欧洲稳定机制。 看来，为了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性机构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情况下，作为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补充，各个国家和区域都相继推出各种机构或机制，尝试应对困难和挑战，满足不同需要。 综上所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确有必要。现在，中国终于可以发挥影响力了。有两个事件需要注意，亚投行成立之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也上升了；第二、2015年人民币“入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里，成为该货币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 大家知道，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和投票权的提升，人民币入篮等，一直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的。亚投行的筹备进展顺利，其成立将既成事实，之后，这些问题就逐步得到解决了。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 美国人当时对我们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疑问和很大的担心。主要有三个问题使得美国非常担忧。 第一个问题，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是否会挖世界银行墙角？ 第二个问题，亚投行是否会专和中资机构合作，推动中资机构走出去？ 第三个问题，亚投行是否是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工具，或者干脆就是“一带一路”银行？ 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做了必要说明和澄清。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和世界银行、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的合作，绝不会去挖世界银行等的墙角。 事实上，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有效。比如，当世界银行对一个国家的贷款达到上限了，不能再贷款了，我们亚投行就补充资金，并由世界银行继续起主导作用，亚投行配合。 我说，世行担任指挥，不管我钱出多少，就给我一个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双簧管也行，让我们一起演出一个交响乐，我不跟你争。 第二，亚投行愿意跟中资企业合作，但是，我们合作的项目，取决于借款国的需要，不会强迫他们选择和中资机构合作，以两厢情愿为原则。 我们和丝路基金合作过，也在和有些中资企业磋商，但是，这都是出于借款国自己的需要。 第三点，“一带一路”倡议，跟我们有共同点，都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需要有两个倡议了。 “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平台，按照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进行合作。而亚投行是国际多边合作组织，有其自身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两者是不一样的。 国际上有些国家及其政界人士，在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疑虑是非常大的，他们也意识到，成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为了简单地搞基础设施，他们很担心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 五年多来，很多问题逐步清晰了，对亚投行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性质，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的运营环境，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艰难，当然我们还得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原则。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很重要作用，不是光靠成立一个亚投行能解决的。 我们只能做一点小小的工作，美国的影响，也绝不是因为它是世界银行的控制者才产生的，拥有世界银行，最多只是一种催化剂。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起到多大作用，这才是问题关键。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 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经济体了；科技相当发达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这面都领先了；四大银行加起来，资产规模了不得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加起来，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资产加起来的总和，如此等等。 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理所当然地可以起主导作用了？我们有很多的话语权了？其实并没多少。 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央行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增长，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进一步加强汇率机制的改革，扩大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需要靠我们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一起努力。 目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和债市总的占比大概为5%，外国人在我们的银行资产占2%左右；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市占35%，债市41%，银行资产占13%，因此是高度开放的。 在韩国股市，外资占33%，在印度股市，外国占16%，也比我们多。中国的股市、债市全部加起来，所有证券投资占全世界的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条件是不成熟的。 那么关键的步骤，我认为还是要扩大金融部门高水平的开放，开放自然会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影响力，当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那么，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简单依靠GDP多少就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具备有利的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就不容易被颠覆，体量大就有回旋的余地。 第二、我们现在管理和应变能力，跟以前相比也在提高。在很多情况下，风险是一种预期，它不是实际的风险，要控制风险的预期。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可能感觉风险很大；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容忍度，应该有所提高，没有一定的容忍度，越是急于调整，波动越大。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胀、汇率，都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