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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6日，金立群先生在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三届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中国影响力》的主旨演讲，以下为讲话实录。敬请阅读。 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给我们很多思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历史的重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法西斯的失败已没有悬念，反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防止战争再次发生。1944年7月1日，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候，正值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再次出现。我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间隔短短二十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 美国要求英法还款，英法就向德国索赔，索赔额度巨大。德国忍无可忍，又发动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主要国家都在思考，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回看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防止冷战变热战，如何防止产生新的冷战，如何防止新的冷战变新的热战。如果不能和平地渡过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有国家都将面临灾难。正确认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七十多年来的运行历程，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 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二战结束后，中国也是战胜国，作为名列第四的大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基本都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其他国家实际上只是列席而已。很多今天的国家当时都还是殖民地，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中国在当时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里面位列第四，是十分难得的。 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那时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重心正在从伦敦转向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个新美国，尽管美国当时的国力无出其右，但作为新生力量，美国既有强势表现的冲动，又有团结大家，特别是欧洲诸国的意愿，它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讲道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美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些历史机会。 在设计国际经济体系的时候，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进行较量。论知名度，怀特只是美国财政部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干部。他们之间的较量的焦点是，国际经济体系到底要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一方代表英国的利益，一方代表美国的利益，同时，双方也还要代表全球的利益，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是很不容易的。 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已经大大退步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谈判，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当时，欧洲国家需要美国提供粮食、资金和各种机械设备。美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教训，决定要帮助欧洲国家重建，同时也不要求欧洲国家立即偿还美国的债务。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研究。当时的设想，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一些国家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个国际机构可以来帮这些国家。 但是，为了要吸引这些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不同的，因为后来的世行有了更多组成部分），以便能为很多国家提供资金，进行重建。 所以在章程里，如果，一个国家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那么，该国也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成立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诱饵”：只要一国愿意接受宏观监管，就可以获得贷款。 七十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亚投行，成员国必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因为他们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但是，之所以规定亚行成员也可以参加，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以便为个别非主权经济体加入亚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据。 当时，代表英国的凯恩斯提出，把布雷顿森林机构设置在伦敦，但是美国不同意。凯恩斯又提议设在纽约，美国还是不同意。最后设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白宫一街之隔：白宫在十六街，世界银行在十八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十九街。 然后，美国要求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设置世界银行的股份，这跟当时在同时磋商成立的联合国的一国一票规则是不同的。在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下，美国实现了成为最大股东、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三个目标。 世界银行成立以后，所有新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最大股东，都不能够同时做到这三点，亚投行是唯一的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能同时让美国直接掌控，这个机构就让给了欧洲来掌管。因为世界银行当时的使命是帮助重建，虽然它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监管影响力，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是很大的。 21世纪，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担当此事的。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通过努力，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中国人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北京。 六十年代，亚开行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台湾和香港加入了。日本何尝不想把总部设在东京。首先，美国开始是不同意成立亚开行的，最后达成妥协，美国支持成立亚行，条件是美日平起平坐，但日本还是象征性的多一股。 因为这是亚开行，所以日本人当行长，但是总部不能设在东京。当时，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地区相当发达的首都，还有就是伊朗的德黑兰。最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通过努力，争取大家投票支持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为亚行总部所在地。 伊朗一怒之下退出，没有参加亚行，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伊朗再也进不来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怒之下，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过了多年才重新进来。所以，我们在任何国际场合都要冷静，都要理性，都要从长计议。一怒之下，难成大事。 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重复，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出历史在重复。丘吉尔说：“我从历史中知道，人们从来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I havelearnt from history that people never learn from history）。 其实，我们人类犯的错误是在一遍又一遍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要想犯一个原创错误，是很不容易的。读《资治通鉴》二到三百页，人该犯的错误，很早就已经犯完了，以后不过是重复犯哪些错误而已。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是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经济支柱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它们都是遵循国际合作的原则，是按多边主义的原则来建立和运行的，通过协商来解决重大问题。 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我们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但是加入以后，我们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获益良多，并且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一再说明，我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同样也是受益者。 但是，这个国际经济体系是在七十多年前建立的，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诉求也不再一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成了一个话题，很多国家提出了挑战：是不是需要改革？能不能改革？应该怎么改革？由谁来改革？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对现有的国际机构的一些运行原则，不进行改变行不行？这是肯定不行的。 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以美国、英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是遵循他们所倡导的规则。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从金融、工业基础、高科技等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七十年以前建立的制度肯定不再完全适用于今天。 下面的问题是怎么改？先看发达国家，他们不一定没有动力去改革，问题是改革的最后得益者是谁？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就像联合国的改革一样，很多国家都认为联合国要改革，安理会要改革，但安理会的成员国并没有就如何改革达成一致。 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有一点我认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改了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前美元少，现在美元多了，为什么把这个规则改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不能变成一国一票。 联合国可以有一国一票，是因为联合国还有一个安理会，实际上，这不是一国一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一国一票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一美元一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会有担忧：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了，发达国家的GDP相对少了，以后就没有发言权了。 这就好像我们管理企业时，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不顾及小股东利益，剥夺小股东的权力，最后企业只剩下大股东，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 第二、七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还是大股东，影响力当然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历来是欧洲人，所以欧洲也有更大的发言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