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趋势及政策应对

PPI到CPI传导机制的失效

有待深入探究

我同意两位演讲人对于CPI的看法，这轮商品价格的上升对CPI能够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微弱且十分有限的。

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较弱，且猪肉处于下行周期当中；另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商品价格会通过成本影响到建筑、建材、家具、装修乃至家用电器等领域，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领域价格黏性大，价格波动小，商品成本占比低，因此CPI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从历史数据来观察，从1980年代至2013年期间，PPI的上升总会迅速传导为CPI大幅上升。

从现象上看，这是因为PPI的上升大幅推动了食品包括猪肉价格的上升；但是PPI的上升推动食品和猪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毕竟养猪成本和种地成本并没有因为PPI上升而有那么大的变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由于PPI的上升在农户生产部门触发了强烈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推动了存货的重建行为，这一重建推动了食品价格快速上升，进而构成从PPI到CPI的传导，这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反复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

但是2015年之后，这一机制似乎断裂了。2015至2017这几年间，PPI快速上涨过程之中，CPI的反应很弱，猪肉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反应也是很弱的。

在当前这一轮价格上涨中，如果我们参照2012年之前的情况，那么食品和猪肉的价格就会有非常大的潜在上升压力；而如果我们参照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那么猪肉和食品的价格就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到底应该参照哪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PPI至CPI的深层传导机制发生的断裂。

我倾向于相信，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CPI不会出现较大问题。但在2012年之前的30多年时间里反复稳定运行的机制为什么会在2015年、2016年突然断裂和消失，在这里仍然留下一个小小的疑点。

对于这种传导机制的失效，一个猜测性的解释是：2013年之后，我国的食品生产变为工业部门，尽管农民还是在种地，但种地的行为更像是一个企业而非传统的小农经营，肉猪养殖同样也变为企业化的养殖形式而非散养，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部门基本被工业化，导致上述的传导机制失效。不过这一解释并未得到证实。

对于宏观决策部门而言，关注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并在通货膨胀预期面临威胁的条件下采取必要和强有力的措施，在其早期是极其重要的。尽管我不认为现在出了问题，但是对这个潜在风险我们应保持必要的警惕。 

政府应减少价格干预

维护市场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一条是市场决定价格，通过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从这个视角看，当前的粗钢、玻璃、土豆和大米等商品价格本就属于市场价格，它们的相对涨跌也本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涨跌本身就是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对这些价格变化过于焦虑、过度关注呢？因此，对于价格变化，我提出三个想法：

第一，如果这些价格的上升和波动，一般性地影响到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此时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对它进行干预。

第二，干预价格可能会扭曲市场，使其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以碳排放为例，碳排放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对碳排放的征税，只有当企业为碳排放付出成本时，才会减少排放。既然生产过程中为碳排放付出了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含碳密度较大的从中游至终端的消费品而言，价格上涨是自然而然的，是经济体系面对气候变化调整过程的一部分，此时无需进行干预。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价格反应所带来的调整，经济体系如何适应碳中和、碳达峰的前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景呢？所以在它不影响和扰动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在碳排放以及我们此前所讲的一系列作用机制下，必然会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和波动，而这一波动是市场机制工作的一部分，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第三，除了关注通胀预期之外，我们还需要维护市场调整的过程的弹性。所谓维护市场调整过程的弹性是在两个层面：

一是完善淘汰企业的退出机制。在削减碳排放的过程中，随着钢材价格和碳的价格不断上涨，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会被淘汰，那么政府就应当听任其淘汰。不过，政府应当完善保障体系，为失业工人正常流动提供临时性和过渡性的保障，让企业能够顺利破产清算，银行能够顺利注销坏账，让资产和土地能够被拍卖，迅速投入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当中，这些应当是政策着力的重点领域。

二是管住干预限价的冲动。如果某一领域价格一上涨，政府就立马进行行政限价或者对企业进行补贴，那么这会妨碍经济的正常调节功能。政府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市场的自然变化。如果一定需要干预的话，那么政府应该做的是让价格可以自由波动，让期货市场能够自由定价，让劳动力和企业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让银行和金融体系能够在商业原则下正常工作，做到这些就差不多了。

总而言之，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其短期性的原因，这些短期性的因素很快就会过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有深刻的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市场结构的变化，比如存在一些此前没有但此次却突然被启动的机制。这些市场结构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意味着，虽然这一轮价格可能正在恢复正常，但一旦今后价格弹性变大，供应更加紧缩，那么需求层面的轻微扰动很容易引发价格大幅度上升，并推动商品价格中枢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