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彭文生：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

百年不遇疫情引发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一个方面是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 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带来什么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为此，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就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及其影响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分析。与通常的市场研究相比，碳中和研究面对两个挑战：一是涉及面广，跨经济、社会、科学多方面；二是公共政策是关键，但又是难以借鉴过往经验的新领域。中金的四个总量团队和20余个行业研究团队协同，借力外部合作包括全球有奖征文等，共同完成了这份报告。本文为报告前言部分。

一、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地球气候变暖。大多数科学家认同过去一个世纪的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行为有关。尤其是过去50年，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提升，从海洋生态的毁坏到日益紧张的水供应压力，从极端天气（洪水、干旱、飓风）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担心。

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的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高1.5度-4.8度。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收益。

另一方面，碳减排在短期需要付出成本，经济可能受损。碳排放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化石能源起到重要作用。降低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从传统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核电、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现在的问题是，清洁能源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成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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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是成本-收益分析，即比较碳减排的长远收益与短期成本，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但给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予以货币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低估控制措施的收益，导致政策力度不够。

首先，经济分析往往只捕捉到有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或者可以货币化的经济影响，而气候变化的一些冲击超越传统的经济分析或者难以货币化，比如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生态失衡等。其次，成本是当下的，收益是长远的，人们包括公共政策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成本和经济压力，而忽视后代人的利益。

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达到目标。研究的重点从成本-收益分析转到成本-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

就中国的目标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2030年的峰值在什么水平，高峰值则峰值前10年调整压力较小，但峰值后30年降到零排放的压力大，反之则反是。研究文献一般是依据中国政府宣布的碳强度（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目标，即2030年比2005年下降至少65%，结合2005年的碳排放量基数推算峰值目标。但不同数据来源给出的基数差距较大，带来不确定性。好在不同数据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收敛，到近几年已经较小。我们依据2017年的碳排放量，按照已经实现的碳强度下降和65%下降的总体目标，估算2030年净排放的峰值在108亿吨。

如何理解108亿吨的峰值？从总量来看，中国的峰值显著高于欧盟、美国（分别在41亿吨、61亿吨），而从达峰到中和的时间比他们短，显示中国达峰后的调整压力大，另一方面，较高的峰值似乎意味着前10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从人均碳排放来看，中国在2030年是7.4吨，美国总量峰值时人均在19.6吨，欧盟在9.9吨，显示中国在达峰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较小，未来10年的调整压力大。现实中，总量和人均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提供较全面的图景，总体来看，中国在达峰前和达峰后的调整压力都很大。

二、纠正外部性：碳价格的能与不能

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说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是这样？人口老龄化促进机器替代人的创新，为什么气候问题没有促进减排的创新？一个关键因素是所谓的负外部性：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体社会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不符合社会利益，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

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金融风险，比如土壤污染。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应对新冠病毒，接种疫苗不仅保护自己，也限制病毒的传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个国家接种率达到70-80%就可能达到全球的群体免疫，如果只顾自己，单个国家即使100%人群接种也难以保证根除疫情，因为其他国家的病毒传播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使得疫苗失效。

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后者的影响是当下的、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私人部门参与的动力尤其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很有限，纠正外部性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那怎么纠正负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一个关键的概念是碳价格，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为使用者成本，促使经济主体降低能耗，同时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换。相关的政策讨论和执行涉及两个问题：碳价格的水平和具体落实形式，两者相互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理论上讲，碳价格水平的确立应该基于碳的社会成本，需要把碳排放的长远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成本。但估算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贴现率反映的是社会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之间的选择，容易产生争议。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意味为了避免50年后一美元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

由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Stern在2006年主持撰写的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报告，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经典之作，这份报告使用的贴现率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Nordhaus教授使用的贴现率低，也就是赋予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权重。按照Stern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Nordhaus 的估算是37美元。奥巴马政府的估算是每吨42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低于10美元。这些都显示了估算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