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

另外一个观察是，我们原本还特别担心外资转型，美国对华投资这几年确实在明显减少。但中国总体的招商引资水平是保持上升的，而且是稳步上升的态势。

这次疫情受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从资本市场显示上来看，在过去这段时间，服务业占整个资本市场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那些新动能的服务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内生的经济变化还是值得关切的。

当然，也不都是令人欣慰的观察结果。比如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环境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今年政府特别加大为民企纾困的情况下，民企相对国企的融资成本还在大幅上升，民企相对国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在加剧。这其中受疫情冲击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还涉及就业问题。

中期视角：不断下台阶的房地产投资增速

对长期问题的理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个重要维度。我们没有经历过老龄化，而日本和中国很像，所以我们做研究可以和日本比。

我只论述老龄化对房地产的影响。为什么房地产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依然是中国上下游带动系数最强的行业，没有之一。老龄化是长期变量，对于房地产有长期的影响。

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下降，和日本有惊人的相似。但是日本整个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和当时老龄化的速度是吻合的。而且还有一点日本和中国一样，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和“刘易斯拐点”差不多一致。

并且，日本比较不幸的是，老龄化的拐点恰好也对应了城镇化的拐点。老龄化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的下降拐点都在1970年代，两股力量都对房地产不利。虽然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边际递减，但整个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老龄化对经济动能的影响。

这个过程中，老龄化是供给面的问题，城镇化是需求面的问题。我们很难定义长期和短期，很难严格定义供给和需求，所以夹杂在一起对于很多变量的解释更有借鉴意义。

长期原则：坚持开放，应对变化

今天要讨论的是长期战略问题。长期也不过是国际和国内。从国际来说，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我都希望中国能保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世界开放的态度，保持对国企、民企和外企都尽可能公平的竞争格局，让市场能够自发熨平各种外部的冲击，既包括疫情的冲击，也包括中美关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

当然，我们更担心的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前段时间，姚洋老师召集我们开过一次会，一位嘉宾的观点对我触动很大，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脱钩”是分层次的，其中有一个“脱钩”相对容易，就是科技的“脱钩”以及教育的“脱钩”。但科技和教育对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这令人对未来更加忧虑。我也希望能够多一些逆向的，反脱钩的力量，也包括中国自身对科技和教育的更加重视，使中国未来能以科技红利和教育红利，对冲老龄化和国际关系复杂化带来的冲击，保持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