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经济看经济：一文读懂经济周期

（三）关注政策周期的影响

1、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监管周期）

除经济金融周期外，中国有着明显的监管周期（亦可理解为政策周期）。从时间脉落上来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明显，大致有如下阶段的划分：200-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放松）、2011年的信贷过热整顿、2013年的同业业务整顿、2015年提出严监管思路（供给侧改革），2016年严监管造势、2017年践行政策高压环境（造成了经济金融体系的双重流动性危机和困境）以及2018与2019年的政策结构性放松（经济太差）。

2、政策周期往往因经济金融周期而存在，并反过来扰动经济金融周期

一般情况下监管（政策）周期并非独立存在，往往需要依赖于经济金融周期，因此监管周期得以存在的背景是经济金融周期，当然监管周期也会对经济周期有明显扰动。例如，经济金融周期向上时，往往意味着债务压力不断积累，风险隐患不断加大，而对风险的排解既可以借助于经济金融体系本身的自我调节功能，亦可以通过监管政策（含货币政策）的强制挤压功能。

与此同时，鉴于特殊的经济政治体制环境，政策周期往往会通过去杠杆或加杠杆的路径来推进，并进一步影响经济金融周期，如政策周期要么会加快中国新经济周期的形成，要么延迟了中国经济旧周期的结束，抑或弱化了经济周期的个性特征。四十余年以来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主要包括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01年的入世、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等等。

3、中国政策周期的自身特色比较突出

就中国本身而言，亦有诸多自己的特色和原因。中国既是一个执行力高效的经济体（主要体现为举国与权力体制），亦是一个执行效果偏差较大的经济体（也即政策制定目标与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出现明显的落差），这可以体现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的方方面面，具体表现为不同监管层级、不同区域监管机构以及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异。较低的监管层级在落实上级监管层级的任务时通常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往往会采取一刀切和齐步走的政策导向，而不同金融机构也会基于类似的政策导向畏首畏尾。

更为严重的是，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思路，造成竞争性监管的不当现象，彼此之间甚至进行攀比，以“谁更严”作为专业和政治衡量标准。因此每当政策目标和任务上传下效时，其效果必然会一层一层地打折扣，从而造成监管过严或过松的问题（通常是过严），这甚至已经成为我国监管体系与监管环境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过严或过松既会对当前的经济金融体系造成过度冲击，也为下一阶段的政策纠偏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既要习惯监管导向过度泛滥，也要明晰监管需要不断纠偏的监管周期的存在。

（四）关注债务周期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债务危机，而经济危机亦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因此应特别关注债务周期（或称金融周期），债务周期本身的内涵虽然很丰富，但理解起来却比较简单，可以参照前文的明斯基周期来理解。

事实上理解债务周期的关键在于理解每年需要新增多少债务才能保证债务链条的延续而不断裂以及需要什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支撑这一债务的新增。

1、我国的债务结构与其它经济体差异明显，企业和居民部门加杠杆空间较窄

我国的债务体量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政府部门承担较少，而其它经济体的债务体量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

（1）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49.30%，远远超过其它经济体，因此实体经济部门的加杠杆空间几乎已经不存在。特别是相较于其它经济体而言，我国是最没有加杠杆空间的。

（2）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和其它发达经济体基本相当，未来加杠杆的空间较窄（如果按央行的口径来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应该已经接近65%）。

（3）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54.20%，处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虽然和德国的水平相当，但相较美国、日本等经济体仍有显著的加杠杆空间（当然这里没有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