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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功能 (函数) 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 (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 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 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 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 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儿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 (至少可能是) 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 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营运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 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 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 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 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 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 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 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 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 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 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 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具有反身性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说，正经历著“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 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 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 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 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 海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 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统一方法学说”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 海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 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 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 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字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 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侷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 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 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 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免责申明：本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等内容）来自网络或者宽客之家社区用户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本网站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并读者理性阅读，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如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告知，核实情况后我们将尽快更正或删除处理！ |
